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理论及其组织机构、规范制度、党内作风和纪律等主要内容,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生成加强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双重逻辑。具体而言,首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独立性和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价值指向,进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矢志不渝地追求"人类解放"的观念前提,由此突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理论、思想建设的首要原则,从而增强党自身建设的自觉性。其次,深度揭示以共产党的目的、宗旨为始端,以组织结构和制度为构架,以共产党人的条件要求为规范的要旨,以"一般规定""代表大会""盟的经费"等为要件,以"反盟罪行"为惩处机制,以接受新成员为壮大党组织的方式,成为加强党自身建设,完善党的组织,规范党的生活,增强党自身建设的自觉性之实践蓝本,成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宝贵"传统"。再次,从深入学习理论、提升理论水平,强化宗旨、使命意识,加强党的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党内民主生活作风和纪律建设等四个主要方面,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在党自身建设实践中新探索、新观点、新思想、新要求和新举措,更为充分地展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与价值旨趣。     

日美强化同盟体制的战略图谋

美日“2 2会议”最终协议的达成将导致日美同盟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实现美日军事合作全球化,在中国周边形成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和支柱的“战略网”,对中国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为日本谋求军事崛起提供契机。     

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

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从反战同盟五支部到日军46人集体暴动

抗日战争时期,在鄂豫边区(前期称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个由幡然悔悟后的侵华日军士兵组成的反战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五支部.他们和新四军五师的指战员、边区群众并肩作战,广泛深入地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对边区周围据点的日军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厌战情绪日益增长,并促使驻扎在应山县城的日军第三师团工兵大队46名士兵集体暴动.     

美菲同盟强化及其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

美菲同盟是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最为同步的一个同盟,美国视其为该战略的"核心"。美菲同盟的强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菲律宾对南海领土图谋之间存在契合。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背景下迅速机制化。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着进入东南亚地区多边机制的介入功能,承载着重空间轻基地、少投入多产出的威慑功能,体现着由关注非传统安全向关注传统安全的调整功能。     

菲律宾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分歧及成因

菲律宾国内各政治集团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国家本位意识和立场,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有:坚持菲律宾所占据的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来解决南海争端;坚持南海仲裁“裁决”,等等。而硬实力的不足、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克制与和平立场以及菲律宾民情等因素导致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共识。除了对策略手段运用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分歧,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菲美同盟及菲美双边军事协议存在着认同与强烈反对的不同声音,其深层原因来自于要求独立自主的反美民族主义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矛盾。菲律宾后续仍可能试图以南海“仲裁”结果对中国进行“软”抗争;菲美军事安全合作仍有强化的可能;中菲南海双边谈判以及共同开发协议有可能会随着菲律宾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受到影响,存在较大变数。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及影响

近年来,安倍政府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帮助东盟南海声索国提升海上防卫能力,挑战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合法性,寻求与美国在南海战略对接。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为其摆脱"战后体制"提供借口;多层面牵制中国,强化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巩固日美同盟。虽然介入南海问题也面临诸多牵制因素,但日本不会轻易罢手。日本搅局南海给中国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增添复杂性,加大中国在东部战略方向上的军事安全压力,也使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塑造国际话语权面临更多挑战。     

“自主”与“依附”：影响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探析

自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从现实主义出发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对台政策框架。随着澳大利亚对华经济依赖的逐步加深,澳方在对台交往上基本维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但在美国因素影响下,又间断性地出现脱轨现象。2017年后,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华采取全面对抗策略,美方介入台海事务的频率与力度空前提升,华盛顿拉拢盟友介入台海事务的意愿亦愈发强烈。同时,中国的崛起亦导致澳大利亚对华疑惧不断加深,从而强化澳美结盟意愿。长远来看,澳大利亚可能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介入台海事务,采取新的政策动作,从而影响中澳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美韩同盟再调整的进程、路径与挑战——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在驻韩美军防务费用分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以及驻韩美军基地迁移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调整。这些调整是美韩两国战略利益的反映。其中,美国希望实现同盟功能的拓展,以配合其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韩国则希望主导对朝政策,推动朝韩关系缓和,为构建朝鲜半岛和平创造条件。美韩两国通过不同层次的利益交换实现了同盟利益的协同。其中,在朝鲜半岛层次上韩国的主导性增强,在地区层次上美国对美韩同盟的控制得以加强。但是,考虑到美韩在对华、对朝认知上的差异,以上调整方案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文在寅政府的对日外交困境：原因与影响

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不久即大幅调整对日政策,在多个问题上与日本政府陷入争执,最终日本发起韩日贸易争端,两国关系陷入低谷。这个结果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韩日两国产业结构日趋同质化引发的激烈经济竞争,两国在政治价值观上所主张的国家间“实质性正义”与“程序性正义”的矛盾,韩国国内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对文在寅对日政策选项的压缩,常态性和突发性安全问题对韩日矛盾的催化作用,美国对其东亚同盟体系管理不善等。这些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使文在寅政府难以扭转对日外交困局,并最终对韩日关系、区域与全球经济秩序、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