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知、地位焦虑与尹锡悦政府“全球枢纽国家”构建

随着尹锡悦就任韩国第20届总统,韩国外交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尹锡悦政府提出要构建新的外交政策目标——“全球枢纽国家”,谋求韩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取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外交政策目标的调整,是韩国身份认知变化的结果。韩国认为自身国内生产总值进入全球前十,并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已经不能根据“中等强国”身份展开外交,需要新的身份定位。同时,尹锡悦政府认为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的手段是打造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又带有向美国“一边倒”的倾向,这一倾向是由韩国的地位焦虑导致的。受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影响,国际秩序进入深刻变革期。国际秩序变革给韩国的地位护持与地位期待造成一定冲击,形成了韩国的地位焦虑。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后，为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加紧推进地区战略部署，着力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美菲军事安全合作并拉日澳积极参与；推动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加速推进和拓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走实。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心，并利用“离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海洋军事战略转型，竭力制造台海和南海联动效应，并有意裹挟地区盟友共同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中国维护周边和地区稳定特别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增大，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力争突破美国的战略布局。     

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走向北大核心

自小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美菲同盟迅速强化。美菲宣布将加快全面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定》，菲律宾对美新开放四个军事基地，美菲制定双边防务指针，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实现联盟的现代化。美菲同盟的强化是小马科斯政府对杜特尔特时期外交政策的“再平衡”，也是美菲双方战略利益契合的结果。未来美菲同盟可能经历短暂的微调再逐步走向强化，但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异、中菲关系的发展和美国战略资源的投入等因素会制约同盟的发展。美菲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复杂的影响，也给中菲关系健康发展和解决南海与台海问题带来挑战。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限度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继续展现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重申中澳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改变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并采取措施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然而，相较于联盟党，工党对华政策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其涉华表态亦呈现明显的两面性和矛盾性，美澳同盟关系、澳国内对华消极认知以及联盟党的牵制将继续影响工党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尽管中澳关系止跌回升并逐步迈向正常状态，但两国关系难以回到过去且机遇和挑战并存。未来，如何确保中澳关系改善的势头不受干扰和不被中断是工党政府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及其实践北大核心

美国是较早在现代战争中推行认知战战略的国家,并已将认知战战略嵌入其全球同盟体系。2013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友不断打造认知战的技术基础。2020年,北约出台认知战项目,美国同盟体系的认知战战略进入高速推进阶段。美国调动盟友落实认知战作战理论、成立认知战指导机构;深化技术开发合作,加强对关键技术资源、国际技术规则的主导;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针对网络战、情报战等的作战能力。从中东剧变至乌克兰危机,美国同盟体系不断贯彻和发展实战策略,联动炮制诱导信息,合力垄断传播媒介,强化情报的搜集和操纵。其认知战战略已经并将继续在战略威慑、地缘安全、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免受制于集体行动、实力不匹配、互信不足、反噬效应等因素。可以预计,未来一个时期,机制建设、技术遏制、能力升级、同盟管理将会成为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的实施重点。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

“逆向搭便车”指同盟内实力较强的成员在内部竞争条件下，通过减少防卫投入以刺激较弱成员大幅提高自身防卫支出的现象。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在“自主—安全”交易与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以政策鞭策而非削减盟友防卫支出实现对后者的“逆向搭便车”。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同盟因盟主霸权透支与盟友“搭便车”而缺乏凝聚力。当前，在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与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的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重振亚太同盟体系以共同应对所谓挑战。为提高亚太盟友承担责任的能力与意愿，美国着手调整同盟义务，提升同盟军事合作水平；突破“轴辐”结构限制，与亚太盟友共同打造众多“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鼓励亚太盟友发挥各自相对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基于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因而对于弥合同盟分歧成效有限。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政策和行动依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美日澳涉台安全合作新动向:路径、态势与制约

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在“联盟制华”与“以台制华”方面双向发力。作为同盟体系的核心,美国不断提高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以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出于相似的遏华战略偏好,美日澳正在通过议题联合介入、国内制度疏通、双边短板补足、三边同盟构筑、实战演练导向等路径,愈加细致深入地推动涉台安全协作。然而,三国的相关合作上限既会受到美国内政优先以及日澳的认知落差等“软约束”限制,也会受到联盟扩散导致的“衰减效应”以及日澳国内法制等“硬约束”牵制。可以预见的是,在短期内,美日澳的涉台安全合作会不断提速升级,但在是否以及何种程度共同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将继续保持适度的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的6G政策及其制约因素

当前，全球6G技术竞争已经拉开帷幕。拜登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增加研发经费、推动产学研合作、打造“民主同盟”等措施，大力发展6G技术；试图实现电子技术领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遏制竞争对手以及维护供应链安全等目标。然而，美国国内利益矛盾、资金投入与分配不平衡，以及盟国利益分歧等因素均制约着其6G的发展。面对美国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力度，集中资源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提高专利质量和转化率；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合作，分化瓦解“民主同盟”；利用国际法和发展中国家支持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