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鼎甲考

明清两代,慈城所出鼎甲,除状元四人,另有榜眼一人,探花三人.与慈城所出状元相比,同样名列鼎甲的慈城榜眼和探花在为人个性上大都凌厉刚烈、率性任情、清亮执拗,显示了慈城文人注重事功、激励人生、安世济民的抱负,显示了慈城文人阳刚热烈的一面.     

千古文人苏东坡

一位朋友到海南旅游后，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天涯海角觅东坡》。大好的春节黄金假期飞到海南，不是如常人那样去欣赏享受中国最后一块绿洲的椰风海韵．而是寻觅九百年前北宋文人苏东坡在海南的足迹，堪称苏氏的铁杆“粉丝”了。     

从旅行文学看日据时期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国大陆经验为中心

日据时期许多彰化作家前往日本或中国大陆旅行或旅居。他们欣赏日本的美丽风景,但心情并不愉快,因他们无法认同统治台湾的殖民者。如叶荣钟诗作充满悲凄落寞之感,虚谷诗风转向清淳淡远,但这只是严峻时局下的隐忍。洪弃生、施梅樵、庄太岳、赖绍尧、杨树德等对大陆充满向往,通过自己或亲友游览祖国壮丽河山,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赖和、周定山等更看到了当时中国的贫穷战乱以及某些国民性弱点,这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和深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认同。     

古代文人与酒

<正>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不论是富贵贫贱,亦或是欢喜哀愁,都离不开酒。饮酒与文化,更是纠缠在一起,千百年来水乳交融。中国文人嗜酒的最初记录已无从可考,战国时代,这一现象并不是很明显,虽然当时也有过一些爱酒的侠士,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还算不得是文人。而真正将文化与酒并在一起,大概应从土族的初兴算起,以后,文人和酒就纠缠在了一起,演绎出诸多美酒佳话。东晋陶渊明,当了80多天的县令便辞官归田,过着隐逸诗人的生     

论雅诗中的抒情诗与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形成

《诗经》雅诗绝大部分为抒情诗, 包括颂美诗和怨刺诗, 怨刺诗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天命的怀 疑, 以杰出的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形成。雅诗的成就和地位至今仍未得到充分地认识。实际 上雅诗的成就绝不逊色于风诗, 其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风诗。十五国风是中国民歌的第一个高峰, 雅诗则是中 国文人诗的第一个高峰, 二者都是《诗经》中的精华。     

后世博时代志愿者精神传承对上海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

世博会虽已落幕,但世博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长远影响我们的生活。世博志愿者精神就是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本文首先阐述世博志愿者精神与公益慈善文化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世博志愿者的组织、推广、宣传、管理模式和经验值得上海公益慈善事业借鉴学习,文章最后对后世博时代志愿者精神的传承对上海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试论先秦儒家孝道伦理对后世法制文化的影响

儒家孝道文化形成以后,对后世法制文化的影响极大。为强调人们对孝身体力行,封建统治阶级除了孝道的灌输和褒扬外,还运用了礼法措施来推行,力图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几千年来,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深深渗透到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的各个领域,影响极其深远。     

乾嘉时期扬州文人雅集与戏曲繁盛

乾嘉时期扬州出现了新的繁华,“海内文士,丰集维扬”,文人雅集一时胜于江南。扬州文人雅集一般伴有戏曲活动,观剧评戏是这种戏曲活动的主要表现。雅集文人对演出剧目和表演艺人的品评,具有群体性的特征。它一方面促进了戏曲的繁盛,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戏曲创作的案头化倾向。     

曹氏父子对游仙诗的转承作用

游仙诗发展到曹魏时期,是个重大的转折,曹氏父子首先借重道家的外衣与内核,将游仙诗由叙事的转为抒情的,由不葺的转为整齐的,由朴野的转为文人的,直接影响了后世游仙诗的写作方向。郭璞及曹唐的游仙诗都可在这里寻到源头。     

阶层界限与科举压力:清初通俗小说中的文人赘婚故事

目前明清赘婚研究以下层社会赘婚为主要对象,较少注意文人阶层赘婚的特殊性质。随着明清科举竞争的激烈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文人将入赘视作获得科考成功、维护家族地位的重要婚姻形式,不仅可以赘入同等阶层的文人家庭,也成为非文人家庭理想的招赘对象。为了满足文人对功名和情欲的幻想,清初通俗小说以文化门第的对等为原则,建构了大量宦家子弟的入赘故事,并以神异化的笔法虚构了下层文人入赘名门的情节。清初非文人家庭的招赘故事通过刻画文人赘婿与非文人家庭之间的对立关系,表达了文人对于阶层界限模糊化的担忧。相较于晚明文人赘婚故事有关阶层跨越的丰富想象,清初此类故事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划分了明确界限,充满了文人证明自身地位、纾解身份焦虑的紧迫感,为打破学界关于中国入赘婚姻的刻板印象提供了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