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向度内的“法治”与“德治”

从文化的角度看,所谓"法治",不仅是依法治国,而且含有用以治国的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原则.法治的规诫体现着法治的本质规定性,调控社会公民政治行为的工具价值与维护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目的价值成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法治又与德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构联.二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共同促使人们的行为处于良序之中.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向度

法制的现代化是以法律的逐步理性化为主要特征。传统的“理性”观 ,片面地强调了法律的“工具理性” ,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后果即为“人的物化” ,对人的生命价值至尊的忽视及“人本”意识的缺失、主体性地位的衰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以价值理性为基点 ,强调“以人为本”和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邓小平科学发展观的入学向度

科学的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思考 ,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人学向度 ,其中现实的人是邓小平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 ;人民本位是邓小平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意蕴 ;人的塑造是邓小平科学发展观的主体诉求 ;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邓小平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关怀。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原则与善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明析其发展的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原则包括:实现治理利益的协调、治理关系的优化以及治理力量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善治",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善意",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强调人民主体、社会公正、权责平衡的价值;在制度安排上主张主体多元、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权力制约的体制;在治理行为上体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     

我国高校债务化解方略探究——基于外部向度的分析

对化解高校债务的财政拨款、政府贴息、土地置换、捐资助学等外部向度方略的基本状态、运行机制以及可行性进行检视与反思,发现财政拨款方略仍需要进行深入的体制改革;政府贴息方略需要相关部门的监控与审查;土地置换方略应在明晰的法律下实施;捐资助学方略亟需转换现有观念,进一步健全相关机制。通过对这些方略的分析,以期对解决我国高校负债问题有所启示。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治向度

就法学视角而言,民生问题是一个法治问题。民生对法治存在着依赖关系,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驾护航。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保障公民的就业权、教育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安全权等是法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与核心。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夯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治根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工程,它要求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体系以及切实施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的百年历程、逻辑和启示

从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统一战线经历了五个阶段转变: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围绕中国伟大社会革命的共同目标和各个阶级阶层共同利益而构建的政治联盟,遵循着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的理论逻辑向度、建立阶级阶层联盟的现实逻辑向度以及构建建设国家的政治逻辑向度,其百年经验启示着新时代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坚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局面以及坚持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路径。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价值向度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在微观、中观和宏观视阈上体现出了价值面向：从微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维护社区公平正义为其价值目标,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其价值底蕴;从中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其价值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其价值升华;从宏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其价值主旨。     

廉政研究的整体架构及其学理向度

廉政研究的显学意义日趋升温,其地位作用以及学理性的辨识,已经摆脱了既往的争议状态和认知迷茫,故此整体审视廉政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显紧迫。首先在基础理论层面,应深入探讨廉政研究学理性整体构建何以可能,致力于推动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总体构建;其次在战略研判层面,须清晰阐明意识形态赋能廉政研究,确证其服务于新时代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价值旨归;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廉政建设的方向与成效,树立"廉政思维",锤炼"中国特色"。     

军事法律文化的学理界定及其研究向度

"军事法律文化是什么?"与"作为军事法学研究对象的军事法律文化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军事法律文化作为军事法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它就不得不在原本泛泛而谈的军事法律文化中为自己划分出较为明确的界限。所有的军事法律文化的研究都应当是通向观念的,至于军事法的实体表现则只是阐释观念的凭借之一。军事法律文化研究以法文化的解释方法在军事法律规则的根据研究、军事法律行为的动因研究以及军事法律制度的根源、意义研究等三个研究向度上展开。它依托军事法规则、行为和制度但又超越具体规则、行为和制度,这种"超越"体现在它是观念形态的,具体的讲,它考察的是规则的根据、行为的动因以及制度的根源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