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文化建设的价值考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参政党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向度.参政党文化建设,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参政党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价值理念,培育参政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民主和谐的时代精神,进一步凝聚参政党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不断夯实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     

列宁青年观的理论向度论析

列宁的青年观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从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列宁围绕青年独特的社会历史作用,阐述了有关青年的教育培养、人才使用以及组织发展等问题,形成了包括青年价值、青年教育、青年人才、青年组织的四个向度的理论认识,构成了完备的科学体系。它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理论,也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和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彰显出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从“外在”向“内在”超越：“中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维

通过从＂误读＂到＂通读＂的变迁,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马＂这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异质性,映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通过从＂单维＂到＂双维＂的转换,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的聚焦点,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通过从＂外部＂到＂内部＂的移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和新向度。     

十六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四重向度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立足变化着的新实际、新情况,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懈探索和伟大实践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诉求和历史使命。诠释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应该立足于多重向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的理论向度,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向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向度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节约资源的理念、保护环境的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为特征的理念向度等四重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的二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在书斋里的纯粹理论批判,其批判精神既来源于实践,更重要的是回归实践、指导实践,为群众所掌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唯此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批判的理论意旨。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诉求：多向度的阐释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部分,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其民主诉求。从政治学向度看,环境政策的制定需要公众参与;避免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需要公众参与。从经济学向度看,环境可持续发展需要民主化生产方式;避免＂公用地悲剧＂需要公众参与。从法学向度看,解决环境公害事件需要环境公害诉讼。从社会学向度看,建立一个把我们作为个体的权利和我们对邻里、社区和地球责任看作是内在关联的生态社会,需要切实促进社会决策过程的进一步民主化。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邓小平权力话语中的法治向度

话语对人们有一种巨大的支配力量。邓小平权力话语可以概括为三个自足的话语命题 ,通过对这三个命题的解读我们发现它蕴涵着深刻的历史语境 ,体现着权力异化、权力归化、权力法治化的思想精髓 ,这些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法治理念的进一步形成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革命实践中的青年列宁与历史的主客体向度

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以下简称为<什么是人民之友?>)开始,一直到1906年以前.在这个时期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和进展,而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这主要是针对不同时期俄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分别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前提和革命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而青年列宁主要哲学观念的变化,此时还主要依存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价值旨向和实践向度

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模式、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发展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彰显了人民本位、公平正义、社会善治的价值旨向。新时代实现治理现代化要以党建引领“社会化”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共治能力，以党建引领“法治化”提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以党建引领“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科技赋能，以党建引领“专业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准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