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何干之的新启蒙思想述论

何干之以<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阐释他的新启蒙思想.他对"何谓启蒙"以及启蒙主体的自我解答,对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激情言说,带有启蒙古典色彩的文化重建设计以及对"新启蒙运动"的多雏理解,他的启蒙思想展示着中国启蒙历史的一个侧面.     

中国近代价值观变革的启蒙意义

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变革，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主题是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价值观这个历史转变过程的突出特点，是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由专制主义体制中社会化了的人格变为民主主义体制中自由独立的个人，即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的凸现。这个转变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个人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是近代中国价值观上的革命性变革。     

德国启蒙思潮与《德国民法典》

与《法国民法典》所体现出近乎于绝对的自由、平等观念不同,《德国民法典》无论是对所有权还是对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都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对此传统的解释多局限在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上,本文力图阐释的是,除此之外,由于启蒙思潮的不同进路所带来的两国社会思想层面上的差异也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一个原因。     

启蒙时代的上帝观——洛克和伏尔泰之比较

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是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上帝作为万能、至善、永恒和完美的神圣存在者，创造了世界，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上帝不仅是造物主，而且还是拯救者，因为他道成肉身，派他的独生子耶稣以无罪之身承担了全世界的罪恶并拯救了世人。上帝是基督徒信仰、崇拜和热爱的对象，也是很多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思辨的对象。     

五四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来，五四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特别是爱国青年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弘扬五四精神对于当代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值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刊推出“弘扬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正确价值观”特别策划，以深入探讨五四精神对当代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深刻意义和内涵。     

普法作为启蒙运动

谈到西部人的观念问题，作家张贤亮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西部尽管经济发展滞后，广大干部群众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开放性世界中，除极少数人外，都不能说是很‘保守’的。我有一比，可将西部人比作蹲在一个玻璃瓶子里，对外部世界看得一清二楚，     

论古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认识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都在对"理性"做着不断的探索,正是由于哲学家们对"理性"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观点.     

一场要不要革命的大论战

20世纪初，清王朝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05年至1907年，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怎样对待清王朝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思想大论战。这场论战既是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的交锋，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为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和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做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动员。论战的历史背景这场论战之所以发生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184O年，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野蛮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腐败无能、妄自尊大的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     

党争之源与治理之道——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派别理论探析

党派之争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社会政治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有别于西方早期和近代政治思想家的党派理论,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派别思想不仅结合文明发展阶段论和商业社会的历史语境,而且运用人性科学的方法深入探究派系现象产生的根源,指出党派竞争对自由政体维存的必要性,因而呈现其启蒙特质和现代视野。在苏格兰启蒙学者看来,治理党争的关键是要在限制纯粹的派别争斗与提供健康的竞争环境之间取得平衡。他们一方面倡导采取启蒙教化的手段化解派系间的极端成见,一方面主张通过市场调节和制度设置等手段以转化和引导党派竞争而使之服务于公共福祉。     

“第二个结合”开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三次启蒙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或曰启蒙运动。第一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以五四运动为标识，其特点是“救亡压倒启蒙”;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加入WTO为标识，其特点是“增长压倒启蒙”;第三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第二个结合”为标识，其特点是“守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