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分立——晚清司法改革的内在理路

面对近世西域分权思想的传入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冲击,晚清统治集团把革新司法权力运行体制与方式,推进以司法与行政相分立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施行预备立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在国权统一的模式下,晚清统治集团推行有限度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然而,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对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司法权限的界定并不清晰,遂引发了后来影响广泛的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围绕司法权限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场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独立理念与行政支配司法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晚清司法改革标志着新的近代型司法制度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与司法文明的历史进步。     

法治勃兴之路——新中国法治六十年大脉络

法治领航共和国命运之舟 千年帝制,一朝变幻。 晚清时期的血雨腥风,开启了从皇权帝国到民族国家嬗变的序幕,也让国人踏上了制度创新与法治求索的漫漫征途。然而,无论是清未的戊戌变法、仿行立宪,还是民国时期的政党政治、宪制探索,都由于缺乏稳固的政权基础而陷入绝境,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才为重塑法治奠定了根基。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法治终成领航共和国命运之舟。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     

晚清军事变革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被迫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在这场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晚清军事变革起了决定性的牵引作用。主要表现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序幕;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促进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军人地位的提高使“兵”阶层与传统四民社会实现了有机契合;军队私家化趋势削弱了清中央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军人的政治逸轨促成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     

失联

周末还没下班,乔局长就兴奋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时地看看墙上的钟。他给夫人发了微信:有重要事,周末不回家了。局长经常有应酬或是公务缠身,周末不回家,夫人也不多问,渐渐习以为常了。这个周末,乔局长要带着财务科的田晓梅去度假了。     

张之洞外交思想论

晚清重臣张之洞是“以夷制夷”外交思想的积极提倡者。本文认为，他的外交思想有两点可注意之处，一是经历了从策略思想到战略思想的转变，二是主张以“重利”联结强援。弱国不可轻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而张之洞却反其道而行之，且以“重利”为代价，其用心虽良苦，危害却重大，表明了晚清中国处境的窘困与无奈     

试论晚清传统法律转型的时代性

晚清法律转型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原因来看,新形势下社会关系和法律职能的转变以及新法律主体的缺失导致了传统法律的最终转型;从路径来看,为变法图强,晚清国人对法律理论资源进行了充分的选择和整合;从价值来看,与清朝初期立法不同,晚清政府虽然被动地修订法律,却符合世界潮流并具有积极意义。     

略论晚清福建船政与台湾经济近代化

晚清进入同治、光绪两朝，与我国福建及东南诸省的经济近代化步伐紧密相关的事件千头万绪，笔者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两件大事，其一是福州马尾船政局的开办，其二就是台湾经济的近代化。本文以此为锲入点，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读者意识的转型与晚清小说反讽意识的弱化

反讽叙事讲究叙述结构的内外矛盾、悖逆并举 ,作者干预的含蓄巧妙、佯装无知 ,和叙述语话的复杂多变多产、多声和鸣 ,其“表里不一”的叙事技巧期待“聪明的读者”发现文本深层的真实意义 ,因此小说创作主体的读者意识是反讽叙事的主体性根源之一。近代中国小说读者意识的转型 ,影响到小说的叙事策略 ,使晚清小说呈现出叙述声音直露、叙事结构平面化、叙述话语单一的特征 ,是其反讽意识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