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典编纂视域下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构建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各国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我国也在积极推进环保事业,不断加强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其中,环境法典作为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将会对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起到关键的作用。本文将从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现状和困境出发,探讨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功能定位以及类型体系,旨在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有益的参考,促进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为了提升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效率和成果,我国于2015年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在该方案中,将磋商增设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本文在归纳、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磋商程序的基础上,找出运行该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希望对制度的有效运行做出贡献。     

浙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缘何领跑全国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表《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研究报告,报告中对中国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排名,浙江有宁波(2)、温州(3)、杭州(4)、台州(6)、绍兴(8)、嘉兴(9)等6个城市进入前10位,其中宁波、温州、杭州被评为金融生态环境I级(最优级)。浙江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为什么能在全国取得这样的好名次?浙江又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下一步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浙江金融生态环境遥遥领先这次,中国社科院确定了由9个方面构成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别是: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引入仲裁制度的构想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该制度的实施对落实“污染者付费、损害者担责”原则具有重要意义。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以来,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已经逐步完善。但是,仅依赖以磋商和诉讼为基础建构的二元纠纷解决制度难以满足不同类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的需要,并且该制度用于办理标的额较小、事实理由比较单一的案件也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弊。因此,应以《仲裁法》修订为契机,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解决制度,为后续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提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效率提供制度支撑。     

城市群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补偿问题研究——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区域生态共建共治共享是国内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共建共治水平的关键因素。长株潭城市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城市群绿心区的共建需要建立区域统一性生态质量评估体系,根据考评结果自上而下确定各级政府的奖励性补偿额度。同时,需要建立生态赔偿制度,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并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实施现金补偿与非现金补偿等多种方式。     

风险回应型生态环境法典：科学不确定下的预防原则表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风险预防原则的实体构造提供了契机。生态环境风险的泛化趋势,使得以往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损害预防环境治理取向面临转向选择。国家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预防原则存在象征性立法问题,导致学界针对风险预防内涵的差异性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现已进入立法论阶段,需对科学不确定下的环境风险做出必要回应：在总则中确立包容性的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重构环境法律关系,在“权力—职责”“权利—义务”立体结构的指引下,在分则中以“主体+义务+责任”的方式构建风险因应制度,形成体系化的动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     

敏捷治理时代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的改革及其限度

敏捷治理是为了应对新的超智能社会5.0而形成的新治理模式,即从合作治理转变为协作治理。“放管服”改革以来,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的改革方向包括：“多证合一”的地方实践,如排污许可证的要素全覆盖和“一企一证”;不同类型行政许可的合并,如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证的合并;告知承诺制的扩大适用;同步审批、容缺受理的尝试。这种程序优化和简化的改革值得肯定,但过度扩张的适用也需要警惕。过度“减量”“合并”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并代之以信用规制下的告知承诺制,有规避或扭曲程序、弱化公众参与、模糊法律责任等风险,与敏捷治理的理念存在一定冲突。应当对《行政许可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进行修改,作出合理的程序安排。     

从经济学视角看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

循环经济理论对传统经济学的资源、成本、效率、价值等理论实现了一系列突破与创新.循环经济理论以广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作为研究起点,把自然资源视为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提出资源合理配置要兼顾利润最大化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要求对生态环境成本坚持总量控制原则,认为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是追求生态效率的最优化,主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应参与价值的分配.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法治化正是透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和更高质量的一个视角。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中,我国初步建立起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治理理念、方式和秩序的法治困境。对此,需要重构以权利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体系,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以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