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担与兼顾:多元合作育儿视角下母亲0—3岁婴幼儿照护强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南通市616份问卷调查

当前我国0—3岁婴幼儿照护已正式进入责任分担新阶段,应树立多元合作育儿新观念。文章基于江苏省南通市616份问卷调研,分析了母亲0—3岁婴幼儿照护强度、家庭与社会化照护的分担效应、育儿与职业发展的兼顾困境及其影响因素。要降低母亲照护婴幼儿过高的强度,亟需破除母职神话,宣传合作式育儿观;培养婴幼儿父亲独立照护婴幼儿能力,促进婴幼儿父亲积极参与照护;建立弹性退休制度与配套支持政策,发挥祖辈照护孙辈的积极性;回应社会需求,大力发展社会化照护体系,减轻家庭照护压力。     

地区秩序演变中的中国—东盟关系——评"中国分裂东盟"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备受世界关注.近年来,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频频产生摩擦,双方对区域合作机制的认知也存在差异.一些国外学者借机鼓吹"中国分裂东盟"论,把当前东盟内部的不和谐全部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有意分裂和边缘化东盟.通过对相关观点的分析和解构,可知"中国分裂东盟"这一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东盟正在发展为一个更加团结的共同体,东盟的"中心地位"通过坚持内部合作和发展对外关系得到了双重保障.另一方面,中国依然需要一个团结和有作为的东盟为其发展提供经济、安全、战略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分裂东盟."中国分裂东盟"的论调之所以会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反映了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正在加剧,中国—东盟关系遇到了新的挑战并进入"瓶颈期"的现实.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动力不足,有关南海问题的纠纷常态化,东盟未能及时适应中国积极有为的对外政策,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深了东盟的恐惧与不安,中美关系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东盟各国国内政治进入复杂多变的状态等.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疏导和化解东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既要提升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水平,也要管控分歧以稳定南海局势,还应重新调整与变化中的东盟相处之道.     

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指出这个公式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错误:第一,否认了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各种收入的唯一源泉,把收入的来源与剩余价值的创造混为一谈;第二,否认了产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把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土地所有权与产业资本相...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CSSCI

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在中美和解的有利条件下,两国决策层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转入“重新调整期”,从而呈现一种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21世纪20年代初,中日关系面临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某种新型关系框架?对两国关系面临的这三种可能前景,需要继续予以关注。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     

移动学习的M—Test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近几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移动学习应运而生。移动学习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带给人们更加便利、更加积极、更加自主的学习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种移动学习的做题测试系统（M-Test）及其设计与实现。在设计上,阐述了系统模型结构和数据设计,概述了系统的特点。在实现方面,介绍了移动测试流程和移动测试模块的开发与实现,包括开发的软件环境,界面设计以及开发中的主要技术实现。最后,说明了系统当前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不足。     

“通知—删除”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确立了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的救济制裁保障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风险分配不均、权利类型不明晰、权利滥用、电子商务平台角色定位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应当统一以侵权法为基础进行规制,妥善分配风险,加重平台经营者相应法律责任;对知识产权权利类型予以细化,并分别制定适用规则;严格规范“通知权”的认定标准和行使方式。同时,应当强化电商平台经营者公共秩序管理权能,重新审视其社会职责以维护营商环境,而不能视之为纯粹的中间人。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瑷珲—腾冲线”是标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根本之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客观上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资源,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潜在条件。集中力量开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应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