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唯物史观之比较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唯物史观更是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更切近的哲学基础.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社会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人民群众理论之比较看,邓小平唯物史观在渊源方面直接继承毛泽东唯物史观的思想,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     

马克思真的是“自由”的马克思吗——论马克思自由观与西方自由观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观在对"人"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自由不是西方自由观所主张的抽象的、脱离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自由,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自由.将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观混为一谈是站不住脚的,把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化",将造成不良后果.     

Sacrifice to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is synonymous withlearning excellence,honor and wealth,but to me the namehas more poignant associations. Itstirs up memories of a personfrom my childhood, an ordinaryChinese teacher whose refusal tobetray his beliefs eventually costhim his life.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 myparents worked at an elementaryschool in Harbin, HeilongjiangProvince. Peng Junlong was their     

“三个代表”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的理论升华,凸显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论;把意识形态理论作用具体化;把群众史观发展为群众利益观;"三个代表"思想把唯物史观系统化为有机统一体等四个方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试论海德门与马克思的关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海德门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却多次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和谴责。海德门与马克思的交往过程及其关系破裂原因值得后人进一步探究。虽然海德门与马克思的关系最终走向破裂,并因此备受批判,但他仍对马克思大加赞扬,尊称其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并高度认可、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对后唯物史观及其脉络的思索和探寻

比较、分析马恩唯物史观与其后唯物史观关系，揭示其发展规律和特点，对于推动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后唯物史观与后现代思潮有本质区别，不是其衍生物，至多仅仅是方法上的启示和借鉴。后唯物史观概念虽然才提出来，但对它所指称的对象研究是与其相伴而来的，只是到今天都还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加以研究。现在是进行这个层次研究的时候了，要研究唯物史观哲学属性、唯物史观和后唯物史观关系、后唯物史观脉络等。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统治论”问题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科技革命不仅提高和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已日益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建设和领导者的决策。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专门就此现象,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统治论”问题。 一、“技术统治论”的提出和内容 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早在1956年,马尔库塞就以“技术理性的政治     

晚清礼法之争前后关于习惯的认识和争论

晚清礼法之争时期，礼教派和法理派在驳斥对方或为自己辩护时，“认真对待风俗习惯”成为支撑各方观点的重要言说和本土资源。然而，此前历代政法实践长期存在移风易俗的传统，习惯在王朝固有治理模式中常被视作改造或排斥的对象。习惯在晚清礼法之争中凸显其重要性，主要原因是礼教派以新法不合风俗习惯作为反对法理派的重要“武器”。在具体言说中，礼教派以纲常伦理置换了风俗习惯的内涵。法理派则参照西方重视习惯的立法与法制传统，试图以地方习惯作为立法资源和对礼教派的回应，并主持推动了大规模的习惯调查。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立法模式，因此，习惯在近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影响有限。     

略论历史人物项羽

“项籍者，下相人也（今宿迁西南），字羽。”项羽出生于公元前232年，死于公元前202年，他南征北战，东荡西除，叱诧风云，戎马一生。生时英雄盖世。死时坦荡壮烈，纵观历史．成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典范。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从唯物史观出发．项羽的产生离不开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是时代推出了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