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贵州省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困境与突破

"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托育服务成为刚性民生需求.2019年以来,托育服务事业加速发展,各类托育服务机构数量不断加大,服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托育难、托育贵也同时困扰着民众.贵州省托育服务事业在迅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托育服务无法满足民众需求、托育服务专业人员匮乏、托育监管困难等困境,探寻走出困境的策略和方法,促进托育服务事业有效发展.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职业困境的整体性治理——基于浙江省的调研

公共管理学需要一种“性别的想象力”,尤其要分析一种治理或政策对女性、儿童及家庭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在部分释放家庭生育需求的同时也在加剧育龄女性的照料压力以及职业发展困境。有效化解育龄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是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时代下人口结构优化战略面临的一项重要公共管理议题。基于浙江省的调研数据,笔者从雇主和育龄女性两个层面考察和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对育龄女性职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隐性歧视强化、收入下降、职业中断、职业发展机会受阻等。基于整体性治理思路,从政府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生育成本多元主体共担机制的重构、托育服务体系以及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研究

近年来,社会组织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助力我国社会治理,成为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组织在儿童救助项目中凸显了个性化服务、高效能行动和广泛的资源链接等优势,但总体上仍存在着自主能力不强、社会认知不足等问题,制约着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发展。基于此,社会组织需要在政府、家庭、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各方协作中,明确自身定位,强化内生能力建设,从而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效能。     

宁夏回族自治区:筑牢特殊困难群体和重点领域防疫的“铜墙铁壁”

疫情发生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民政部门紧盯困境儿童、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实际困难和殡葬领域重点难点,精心部署,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践行民政人初心使命。一是强化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加强保护救助。     

"现实人类发展困境"的当代破解

马克思基于对"现实个人"发展状况的深入研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现实人类发展困境"。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特征新要求,为实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科学思想指导,对于促进"现实人类发展"具有共同价值。     

中央政策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博弈 ——以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房地产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在于政策参与者的关系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在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政策决策者与政策执行者表现出非劝说型博弈类型(亦为盟主游戏)。这是一种权力不对称的博弈,合作往往是基于实力不对称的强制下的合作。由于强制是与个体选择的价值和意愿相违背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悖论,整体与局部利益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政策困境。要想打破困境,实现整体利益的最优供给,需要强化中央的权威和信誉,中央为地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健全政策执行的有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