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政务微博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政务微博是各级党政部门进行信息公开、引导网络舆论、与网民互动和为民服务等的良好平台,已然成为网络问政利器,也是"互联网+政务"的创新之举。相对而言,海南省政务微博发展较为落后,存在量少质不优、重传播轻服务功能、没有统筹机制缺乏集聚效应等困境,须通过增强领导干部改革创新意识、提升媒介素养、增强服务意识、主动拥抱互联网、打造政务微博群、实现资源共享、发挥集聚效应等举措来寻求出路。     

我国海洋油污污染刑事追究之困境

我国法律对海洋油污污染规制主要是采取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措施,但依然无法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尽管《刑法》有设置环境污染犯罪,但其主要是以规制陆源污染为立法宗旨的,再加上现有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两个体系之间应该如何衔接,导致海洋油污污染的行为很难直接纳入海洋油污污染犯罪。我们应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建立刑事责任追究机制;整合现有的海上行政执法力量,由海警局统一行使刑事管辖权;授予海事法院刑事管辖权,直接受理海洋油污污染的案件;完善现有的污染环境罪。     

价值理性的技术困境——关于在监控侦查中适用司法令状制度的反思

监控侦查的及时性、秘密性、具象性、灵活性的要求与司法令状制度的审慎性、救济性、概括性、形式性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这使得司法令状制度在世界各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实效与其制度设计的初衰之间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在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在监控侦查中引入令状主义及如何引入的问题上,必须抱有冷静和审慎的态度。     

检察证据学学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检察实践的需要,检察机关运用证据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检察证据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检察证据学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有人提及。那么检察证据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其有没有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可能性?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面临怎样的困难?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论网络赌博犯罪的侦查困境与对策

网络赌博犯罪活动既有传统赌博犯罪的专业性、隐蔽性、手段多样性等特点,又利用了互联网跨地区、跨国界、便捷快速的技术条件,而呈现出虚拟性、瞬间性、高科技性、严重社会危害性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致使公安机关侦查网络赌博违法犯罪的行动面临诸多困境,比如犯罪行为难以发现、取证比较困难等。为有力打击网络赌博犯罪,应构建网络赌博犯罪的侦查协作格局、建立反网络赌博犯罪的情报网络、健全对网络赌博犯罪的监控体系、加强网络赌博犯罪电子证据的取证等。     

台湾民进党执政资源困境

执政资源关系到政党执政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也关系到该政党在下届大选中的成败。民进党执政七年来,陷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困境,因此可以预测其很难在明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     

涉法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涉法涉诉信访是信访案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充分重视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解决,但是政策鼓励与体制压制之间的矛盾、总量不少与解决有限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正确看待涉法涉诉信访现象,严格界定其受理范围并依法解决相关问题。     

试论新安全观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文章论述了我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论证了新安全观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我国医疗卫生物品供给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构建基于三元结构理论的协同型供给模式

当前关于医改困境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因逻辑,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过度市场化所致,主张通过政府职能的回归来进行整治,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的困境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不足造成的,持此观点的人主张在全方位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医卫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良性发展。这两种观点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医改困境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不够充分。综合来看,我国当前的医改困境是政府失职、市场失灵与社会失位三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充分供给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在内的协同供给模式。     

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福利社会化是以社会共同责任为理念基础,通过社会福利主体的多元化、筹资渠道的社会化和服务队伍的社会化,实现福利对象的公众化。目前社会上对社会福利社会化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认识误区,即将“社会福利社会化”或等同于政府“甩包袱”,或等同于“社会福利市场化”,或等同于“福利责任的转移”。囿于认识上的不足,当前社会福利社会化实践主要存在着社会化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社会化的筹资渠道不畅和社会化的福利服务队伍缺乏三大困境。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出路在于：明确政府职能、积极鼓励和扶持第三部门的成长、加强对私营福利机构的服务监管与引导扶持,充分整合机构、社区和家庭资源,以形成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主体合作机制;加大政府资助和社会筹募的比例,防止社会福利社会化滑向社会福利市场化;加快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引导形成志愿福利服务的长效机制与社会风尚,建立专业化、高志愿性、高素质的社会化福利服务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