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三变改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通过对部分地区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农村三变改革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建议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改革拓展权能、完善资源量化评估机制等方面促进资源变资产;从扩大政府扶持资金股权化试点、逐渐放开农民贷款的用途、积极探索股权量化、收益分配的标准等方面促进资金变股金;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普及农村三变改革知识、明确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身份等方面促进农民变股东。     

论2008年以来民进党发展面临的困境

民进党自2008年5月下台以来,尽管其恢复速度快于预期,但面临党内派系整合难、陈水扁“魔咒”、“政党关系敌我化”、政党道德形象堕落以及政策论述贫乏化等困境.这是民进党在2016年东山再起的重大障碍与制约因素.     

江西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创新组织形式发展多样化的规模经营,充分激活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作为农业大省,江西正处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期,也要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明确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努力克服现实困境,走出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路,为建设农业强省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无疑是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之一.然而,立法中的确立并未能完全解决司法中的困境,而且随着新规则的运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究其原因,这除了与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不够成熟有关外,也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不够完善和精确的原因.目前,我们应当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逐步地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合作困境浅析——基于《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下的新统合监管模式

鉴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2013年初,我国一改原多部门分环节监管模式,实行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为主导的全新统合协调式食品监管,并着手修订现行《食品安全法》,以进一步调整监管主体与产销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权利(力)义务关系,促进监管合作。基于法律经济学理论可以发现,虽然相关立法修订在不少方面有利于三方主体合作的改进,但鉴于三方主体各自失措、失信与失察的制约,食品监管仍可能陷入潜在的合作困境。为此,有必要以强化消费主体共治角色、转移产销主体监管重心以及促进监管主体良性竞争为切入点,进一步检讨监管模式构建上的相关问题,从而贯彻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的原则。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及其立法完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日益激增,网络谣言现象开始泛滥,借助微博、论坛等新兴载体的网络谣言显示出极大的破坏力,不但可以贬低个人名誉,也对社会秩序、国家的稳定形成强烈的冲击和破坏。网络谣言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个别内容特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网络谣言无法纳入我国《刑法》制裁体系之中,在司法实践中面临一些困境,需要通过扩张解释、罪名扩容等方式完善制裁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     

人造生命的伦理思考

人造生命技术是人们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一次巨大的突破。若用单纯的科学眼光看来,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科学进步。然而,这项研究成果所包涵的社会意义也需要进行伦理层面上的考察和判断,才能对这一新技术的价值有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当下伦理学以自然物或自然人为研究对象,人造生命的出现则预示着人造生命也可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它一出现便迅速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激烈讨论。本文主要思考了它在伦理学方面的问题。     

新时期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困境、原因及对策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党外代表人士就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先后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由于部分单位中共党组织的有限关注、少数党外代表人士的离心倾向以及现有工作机制内驱力不足等原因出现了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民主党派地位与作用的模糊认识困境。除此之外,部分党外代表人士还具有较强的功利倾向。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争取单位中共党组织的理解与支持,需要夯实六支队伍的情感基础,更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来提高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内驱力。     

释法抑或立法:“技术侦查”法律解释之合法化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然而,法典条文过于抽象、概括,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和细化。细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发现有关“技术侦查”的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而置立法宗旨与立法原意于不顾。即使成为当下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的操作规范,但其“合法性”困境始终成为其正当性、科学性的掣肘。技术层面的分析虽可以直观、便捷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但一日不具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困境便不得消解。     

适用、困境与应对：刍议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突出亮点之一是在第271-273条中首次明确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案件审前分流,避免未成年被告人被定罪量刑带来的“标签效应”,以及短期自由刑所导致的“交叉感染”,有助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这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是对未成年人非刑化国际准则的重要实践体现。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我国法律中首次规定的一项制度,难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方面,因此,从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困境与应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便准确理解法律原意,正确适用法律,确保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其立法价值发挥得更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