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国家主义派道德教育思想透析

民国初期,为救亡图存,国家主义派围绕消除内外危机,根除国民劣根性,谋求近代教育发展,促进传统道德近代化,培育近代立国精神等方面论证了道德之于国家的时代价值。同时,他们系统诠释了道德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识见,以爱国为近代国民的核心理念,培育近代理想人格,明确近代国民基本道德规范,实现道德救国途径等思想。欲藉此培育国民共同精神,建设中国新型近代国家。     

伊泽修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与日据台湾殖民教育政策的构建

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基于所谓“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参照日本“国语运动”,以在台湾普及日语为目标,构建出日据台湾50年殖民教育体系雏形。伊泽修二意图以日语为载体,利用总督府的威权政治强行输入日本文化、思想及“国体”意识,向台湾人灌输“忠君爱国”思想,企图彻底改变他们的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     

大民族主义与日本政治主流意识

大民族主义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延伸,是日本近代发展过程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大民族主义以新国家主义形式出现,其特征是政治上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经济上谋求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新国家主义作为政治的表层,在日本政治和文化的深层隐藏着大民族主义意识,并与经济、政治、文化相作用。日本经济的成功使大民族主义意识复苏,在政治、文化中蔓延和渗透,新国家主义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为重,具有现实性和煽动性。大民族主义正成为日本国民的政治主流意识。在对日关系上,应充分认识到日本政治右倾的公众基础。我们应当从这个高度来思考“对日关系新思维”。     

论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文化根源

法律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法律文化又是影响社会变革的最顽固不化的障碍。而在当代中国,国家主义法律观、暴力主义法律观、工具主义法律观则作为传统观念和政府政策的产物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当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观念的阐述,探索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深层次文化背景,从而揭示中国法治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文化根源。     

国家主义与靖国崇拜的本质

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日本传 统宗教文化中“亡灵观”的继承, 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后为建立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军国主义 需要, 而借助神道国教化大肆推崇对天皇的崇拜与效忠。靖国崇拜从其诞生之日便深深体现出其 国家主义本质, 这种国家主义经历了早期的天皇国家主义, 后发展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对内反映着日本国内政治基础的右倾化, 对外则表现了日本国 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日渐增长。冷战后至今,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以“新国家主义”的形态对亚洲 的国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国家主义立场

选择走法治之路是共和国七十年来最重要的制度成就,而法治道路的构设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斟酌权衡。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需要运用强大的国家权力进行资源整合、社会动员,以实现国富民强。以国家为中心建构法治秩序是依法治国实践中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也是势所必然的选择,突出表现在立法和司法领域。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国家主义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对人类法治文明的贡献。     

从合作走向抗衡:北伐前宁波国家主义派与中共关系之演变

作为地方“自发生长”的国家主义派,宁波的国家主义者与该地的权势阶层——绅商界联系紧密,并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主义。与醒狮派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相反,中共、青年团在甬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国家主义派的帮助和支持。然而,1925年宁波国家主义派涉入《中国青年》与《醒狮》的论战,以及五卅运动期间青年团与宁波国家主义派所发生的种种龃龉和冲突,却使得双方愈走愈远,彼此界限逐渐凝固,最终促使宁波国家主义派倒向青年党的阵营,这也给此后中共、青年团在该地的发展带来不小的障碍。     

当代中国国家主义美学与人本主义美学的交织与思考

国家主义美学是权力美学的一种,与它所对应的,是人本主义美学。因此,顾名思义,国家权力美学主要强调一切为了国家,将个人对国家的奉献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无限扩展,看成是美学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本主义美学在当代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家主义美学与人本主义美学的交织。     

许家印的国家主义底色

2013年11月9日晚上,广州恒大队在亚冠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中主场以1：1战平韩国酋尔FC队,总比分3：3,凭借客场进球优势夺得2013年亚冠联赛的冠军,时隔23年后叵大让亚冠奖杯重新回到中国球队的手里,可以说,恒大创造了历史,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     

中国现代性构建所应把握好的三大基本关系

本文从现代性理念的角度将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归结为未能驾驭和处理好以下三大基本关系: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提出未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有赖于把握好这三大基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