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全球贸易与知识产权创新论坛(2020 ) ”综述

“中国正从重要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知识产权生产国。中国认识到,建立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全面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认为,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首次亮“家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33.5万亿

家家有"家底","家底"是家庭追求幸福生活的保障;国家有"家底","家底"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行政事业单位也有"家底","家底"是谋求事业发展的依托。2019年10月23日,2018年度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首次亮"家底",交出"明白账"。财政部部长刘昆受国务院委托作专项报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五重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源于经济基础又服务于经济基础。中国制度建设,攸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创举,必将对我国文化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重大的积极影响。深入理解和把握根本制度,需要科学阐发其内蕴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和实践逻辑。其中,价值逻辑是前提,理论逻辑是基础,历史逻辑是根据,主体逻辑是支撑,实践逻辑是关键。透彻理解和把握"五重逻辑",才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夯实制度自信,并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应用基础研究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旨在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抢抓新一轮全球科技发展先机的必然要求和有力支撑。由于缺乏整体战略布局,内生动力不足和产学研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原因,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应用转化率较低,缺乏顶尖创新人才和企业,制约着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创新机制体制改革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复工复产正当时 草原巾帼在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走出最艰难的阶段,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在以常态化战斗确保防疫发展“两不误”的过程中,妇联组织、妇女姐妹齐心协力、持续奋战、善作善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尽显昂扬的巾帼斗志。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持之以恒,方能善始善终。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本刊继续推出“抗击疫情巾帼行动”专题,记录“半边天”坚持不懈拓展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局面的奋斗姿态,多措并举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的前进步伐,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