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之认定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认定较为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对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缺乏充分认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是指进行证券交易，并且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利用内幕信息的高度盖然性的人员。对其认定必须把握“手段非法性”和“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判断标准。为维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相对平等的交易秩序，司法解释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亲属和接触人设置了相较于其他主体更高的责任要求。“正当理由”和“正当来源”作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出罪事由，应当足以证明行为人的交易行为与特定内幕信息之间至少不具有唯一性的因果关系。     

论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通知义务

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通知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信息安全保护义务的重要环节，能够促使信息主体和监管机构在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后及时采取行动，防范次生损害。《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均规定了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通知义务，但内容不一、详略有别。从“个人信息”的范畴来看，只有发生安全事件的“个人信息”可能影响信息主体实际权益时，才有必要通知信息主体；从通知内容来看，应当对通知监管机构和信息主体的内容作出区别规定；从通知的理论基础来看，由侵权责任和合同附随义务产生的私法责任是信息处理者向信息主体履行通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向监管机构履行通知义务则是公法要求；从通知的条件来看，对个人信息采用加密等技术手段后可不向信息主体履行通知义务，只有发生安全事件的个人信息达到一定规模体量才有必要通知监管机构；从通知的法律责任来看，更宜适用作为特别法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规定，同时限缩私法层面的赔偿责任，强调公法层面的处罚责任。     

问责原则与安全原则下的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认定

当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时，个人信息主体多因泄露源头不清而难以有效证明侵权责任的成立。对此司法机关或利用表见证据规则，或利用因果关系倒置，平衡两造在诉讼中的力量关系，但也存在合法性欠缺、混淆行为与损害等问题。破题之策在于借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9条规定的问责原则与安全原则，柔化《民法典》一般侵权规范的适用。根据问责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应自证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规性，证明已经履行必要的作为义务。与之配合，安全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承担特殊的安全管理义务，义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就因果关系证明而言，问责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民事损害负责，当存在不法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时，可以依据法规目的说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鉴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承担特殊的安全管理义务，即便个人信息是从第三人处泄露或存在第三人故意介入的因素，因果关系也并非当然中断。     

政府履行数据安全保障义务研究——以企业报送数据为视角

在数字政府战略背景下，政府基于公共目的要求企业报送的数据有不断增多的趋势。目前，因法律规定不明确和行政权力缺乏监督等原因，政府对企业报送数据的安全保障存在诸多不足，尤其在数据收集及其后的处理环节存在安全隐患。为促进政府履行数据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平衡理论，政府应完善数据安全保障措施，以防企业报送数据过程成为数据泄露的风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