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大视野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随着云服务生态体系日益成熟,以及政府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投入的鼓励政策逐步落地,国内制造企业信息化投入不断增加,工业互联网市场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日报》刊文指出,工业互联网是中国制造智能化、信息化的重要手段,将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并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为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是推进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法院担负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坚决打嵐疫情防控阻击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推进审判体系和用判能力现代化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人民法院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开展司法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法治创新示范 保障“双区”建设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深圳提出了“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等五大战略定位。围绕五大战略定位,创新司法服务保障先行示范区建设,是当前深圳两级法院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粵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利好下,强化司法服务和保障,有利于推动粵港澳大湾区规则体系的相互融合,进一步释放改革创新发展活力,推动深圳沿着强国之路率先作出示范。     

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伟大成就载入史册,宝贵经验昭示未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完善法官选任制度 为审判权正确行使奠定组织基础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合称“两个条例”)这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着力强化党对干部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管干部、党管机构编制作出制度性安排,对于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搞队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两个条例”是干部选拔任用和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基本遵循。     

做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上的努力奔跑者

2019年金秋时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明确部署,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作为人民法院干警,理应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制度自信和法治信仰,积极投身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以实际行动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贡献无限热情和力量。     

民间借贷纠纷司法机制构建——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2019年数据为样本

民间借贷泛指在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自发形成的民间融资形式,在我国存在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近年来,民间借贷以其手续简便、门槛较低、放款灵活、收益可观等优势而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从生存性、生活性借贷向发展性、经营性借贷的转变,有效缓解了社会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发展活力,促进了我国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不当得利法体系之再构成——围绕《民法典》展开

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在第三编合同、第三分编准合同、第二十九章不当得利,以第985条到第988条四个条文,展开不当得利的法律体系。因循过去的传统,以德国非统一说为基础展开不当得利,或许为无法逆转的宿命。但是,非统一说的内涵在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后迭有变迁。如将非统一说按对不当得利法体系的影响程度,大致可分为:第一,无法律上原因判断脉络下的非统一说;第二,要件独立的非统一说;第三,要件效果均二分的非统一说。《民法典》施行后,不当得利法将会呈现出何种意义的非统一说,仍在未定之天。若合同给付返还仍应回归合同法之价值判断,支出型及求偿型不当得利归属于事务处理法体系,侵害权益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有犬牙交错难分难解的关系,则不当得利法成为独立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并非不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