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税法”),自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公布以来已经25年了,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曾两次修订。从2000年起,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对个税法的改革和修订提的意见比较多,尤其是2004和2005年两次人大和政府会议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这方面的意见提得比较尖锐,形成了“必须修改,亟待修改”的共识,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因而将对个税法的第三次修订列入了议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10月27日下午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起征点为1600元,决定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目前,提交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进行首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只有两处改动:将个税起征点从月收入800元提高到16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权威人士指出,这一松一紧两处修改旨在缩小目前中国过大的贫富差距,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力就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提出了他的看法。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地税局关于《福建省地方税款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省地税局制定的《福建省地方税款委托代征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数字税征收的国际实践及我国应对方案

数字经济企业在不设置物理常设机构的情况下,突破边界的限制开展线上业务,使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面临挑战。OECD通过“双支柱”方案研究数字税,以促进税收管辖权的公平分配。以欧盟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在单边层面研究并执行税收措施,这将会使全球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受到影响。中国可采取相应措施：依托G20及OECD等国际组织平台,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发声,保障我国数字税收权益;通过研究各经济体的国内数字税制,设立符合数字经济特点的增值税,落实消费地征税规则;完善国内所得税制度,并推进税收征管改革。     

增强三种意识树国税新形象

今年3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要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对于各级国税系统的领导干部做好本职工作来说,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指导意义,为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创新国税工作,增强做好国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从而推动云南国税事业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税收征管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集中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的优势,渐渐成为世界发展经济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新的资源以及新的社会生产力,还为人类提供了日益多样化的信息生产、消费活动中的经济关系,数字经济在各领域的广泛拓展对创造就业、拉动消费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现行税收征管体系带来纳税主体分散、收入定性界定难、征管手段单一、纳税人数据信息难提取等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发达国家普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纳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双支柱”解决方案,并制定实施了征收数字服务税、完善税制的税收征管措施。根据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应通过完善现有税收制度、强化数字经济税收征管、推行优质高效智能服务、共解数字税收难题等路径,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政府预算“超支”与企业实际税负

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政府预算“超支”造成的财政压力削弱了实质性减税的政策效果。如何使企业在减税降费中更有获得感，以激发市场活力是现代财税治理的重要话题。文章通过拓展的CES生产函数推导发现，政府预算“超支”会使企业实际税负向上正向偏离。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预算“超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预算“超支”引致的税收征管力度增强起到了传导作用。现金流约束较紧、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和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其实际税负受到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责任改革，匹配事权与财权，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加强预算法的实施，是规避地方政府预算“超支”，进而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企业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优化税务绩效管理增强税收征管改革内生动力北大核心CSSCI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四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税收征管模式的重要举措。在这一新形势下,深入学习贯彻《意见》的工作要求,持续优化提升绩效管理,既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题中之义,更是切实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有力保障。     

论税务行政中虚拟财产的可税性

虚拟财产可税性问题的实质是社会财富分配机制更迭与税收法律制度赓续之间的再平衡。为实现虚拟财产课税的理论支撑与制度安排，应回归到虚拟财产的核心属性层面也即财产属性进行讨论，摆脱虚拟财产物权抑或债权的立场预设，在实用主义的场域中明确虚拟财产的范畴与类型，进而实现从课税事实发现到税法规范适用的跳跃。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确认税务行政介入的具体路径，提炼虚拟财产的不同类别与具体样态，以此达成税法与其他部门法虚拟财产概念或者类型的共享，避免不同规范间规则的互相抵牾，并据此为虚拟财产课税的税收征管提供路径参考，使具有经济价值与交易价值的虚拟财产可以被识别、承认、保护并纳入税务行政秩序之中，进而克服民法中虚拟财产概念在功能与效用上的局限性，实现虚拟财产与税收法律制度的有序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