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罪定义及侵略罪管辖的先决条件问题

《罗马规约》修正案规定了侵略罪的定义。侵略罪与国家的侵略行为密不可分,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其迟迟未能被定义的主要原因。侵略罪定义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对侵略罪进行管辖的先决条件涉及国际刑事法院和安理会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在于何者可以认定侵略行为的存在。侵略罪定义赋予了国际刑事法院一定的认定侵略的权力,对于保障法院的独立性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权力突破了根据《联合国宪章》应由安理会认定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认识,将对国际政治及法律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ICC的建立是国际法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它有助于弥补间接执行制度对惩治国际犯罪的缺失。它具有管辖范围的普遍性、机构设置的超脱性、政治上的中立性等特点。ICC管辖权的确立系基于国家的共同同意,其固有管辖权并未违背国家主权原则。ICC对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具有补充性,以有关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管辖为其启动管辖的前提。在与非缔约国的关系上,ICC的管辖权并未超越于非缔约国的主权。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一直是人们论争的焦点。作为补充性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相对性的表现 ,也是国家主权的自愿让渡 ,与国家主权总体相容 ,但其隐含的第三国义务则超越了现有国际体制。为保证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作 ,必须坚持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保证国际秩序追求与国家权力追求之平衡     

论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责任

国家实施国际犯罪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在国家犯罪中起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员必须承担个人责任。适用于个人的刑罚已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作出规定，而针对国家这一抽象实体的责任形式应是集法律、政治、道义和经济为一体的混合处罚措施。国际刑事法院在追究国家罪责的司法活动中需要加强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且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支持，才能对国家作出限制主权、罚金、经济制裁等处罚措施并实际付诸执行。     

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与目标。为了建立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凯尔森提出了国际法治理论,即通过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确立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责任来构建世界和平。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对国际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分析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以期国际刑事法治和国际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古富力

2015年10月,约翰·马古富力(John Pombe Joseph Magufuli)当选为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出身于贫苦农家,由放牛娃成长为一国总统,是少有的非洲自己培养、党内历练成才的最高领袖.他清正刚直,崇尚发展,关注民生,是非洲快速发展时期新一代领导人的典型代表,他的成功当选凸显了坦桑尼亚人民寻求新掌舵人,寻找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     

国际刑法执行模式探析

国际刑法有直接执行和间接执行两种方式。建立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运用直接执行模式来认定国际犯罪裁量刑罚,人类为这一理想的付诸实践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走过了艰辛的历程。然而,当今的国际社会仍是一个主权国家林立的“平行式”社会,主权国家很难接受放弃作为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管辖权的要求,使得国际刑法直接执行模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际刑法的实施仍需主要依赖于国内司法体系的间接实施模式,因此两种国际刑法的执行模式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国际刑法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的作用。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与条约相对效力原则

不久前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对第三国强行施加义务,是对条约法上“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的一大突破,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严重冲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表决时遭到了中美等国的反对。规约的通过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即将成立,宣告了国际上犯罪不受惩罚历史的结束,为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在主权林立的国际社会,对第三国施加义务,进一步限制国家主权的努力只有与国际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     

试析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原则之适用

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社会建立常设性质的国际刑事法院以国家合作的方式来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设想由来已久,然而在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罪行的管辖权或多或少会对国家主权产生影响,因此国际刑事法院通过补充性管辖原则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现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条文进行分析,以对补充性管辖原则之适用进行初步探究.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论战争罪的完善——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2)(b)(iv)条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是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战争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解读,其中的第(2)(b)(iv)项内容规定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自然环境的关注和重视。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分析,第8(2)(b)(iv)条的规定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这种基本立场存在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误解,不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的新发展,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可以从添加过失要件、完善对严重损害自然环境标准的认定、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扩大适用范围等方面对现有战争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完善。这种完善不但有利于在理论上实现环境伦理学对国际环境保护有关条约的发展,还有利于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