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刑事司法

刑事司法的全球化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而且全球化的进程旨在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预防和惩治某些特定的犯罪。然而,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构建需要建立在统一的刑事司法文化基础上,与修正的报应模式和法律与秩序模式不同的是,刑事司法全球化必须有整合一致的人权文化。提高个体、政治、社会和经济人权的整体文化,是保障建立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最佳途径,它服务于国际公共价值和秩序,同时还致力于社会公正,确保相关人员,特别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达尔富尔情势的法律问题

2005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将自2002年7月1日以来达尔富尔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这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7月1日成立以来,安理会提交的第一个情势,这无异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该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防止和中止有罪不罚的现象的决心与行动。然而,该决议中也涉及了若干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法律问题。本文集中讨论了下列问题:启动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的方式,罪行发生地国和行为人国籍国的管辖与补充性原则,普遍管辖权与补充性原则,安理会1593号决议第6段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限制,国家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调查和起诉的义务。通过对这些法律问题的探讨,希望能对更好地理解《罗马规约》的含义与适用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是否应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下)

自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1日成立以来,批准和加入该国际法院的国家已达104个之多。我国由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虑,至今还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但尽管不是缔约国,中国应对《罗马规约》中的规定,其中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以及国家与法院问题等,都要进行细致研究。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它涉及国家主权。加入还是不加入,或是什么时候加入?主要应从如何对维护国家主权更为有利方面来考虑。《罗马规约》在国际法上比较特殊。它里面关于法院管辖权及其他方面的规定,就是对非缔约国也会产生影响。对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应该有一个权衡,应该在弄清法院管辖条件,起诉启动机制以及程序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是否应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作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本体论维度的国际犯罪基设理论研究——评《国际犯罪的基设性理论研究——一种本体论维度的观照》

21世纪以来．国际刑事法院顺利成立并进入全面运作,《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继缔结,各国越来越重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在打击国际犯罪中的作用。前段时间,索马里海盗事件引入注目,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令人兴奋．国际刑事法院向苏丹总统巴希尔签发逮捕令也让人心头一震,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刑事法院与国际法治

本文将就国际刑事法院与国际法治理念形成的历史脉络、国际法治的基本内涵、在国际法治原则约束下的国际刑事法院所面临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应的分析。     

非缔约国规避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路径分析

建立在多边国际公约基础上的国际刑事法院在一定的情形下对于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核心国际罪行具有管辖权,合法地规避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的管辖权能促进各主权国家接受ICC的管辖,最大程度上保证国际正义得到执行。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ICC管辖权,通过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司法协作等措施,合法规避ICC管辖权,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社会基础

国际社会的主权体制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构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社会基础。主权体制与全球化存在一定的矛盾,主权国家的社会体制要求以国家主权原则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则强调人类利益的总体保护,要求贯彻全球治理的原则。但二者又具有契合点,即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国际社会主权体制与全球化的矛盾与统一必然反映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一方面要尊重国家主权,但同时也不免带有超国家权力的因素。     

利比亚战争与国际干涉的新模式

在利比亚战争中,以北约为首对利比亚内乱（或内战）的国际干涉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干涉,它体现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个领域。而且与以前相比,这一干涉还呈现出许多新的模式和特点。在政治方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干预,虽说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借用＂保护责任＂或＂人道＂的幌子,则是第1973号决议的特点;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颁发的逮捕令,预示着国际社会的干涉由政治层面延至司法机构;西方国家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接二连三的＂承认＂,并单方面决定向该委员会移交利比亚国家被它们在开战后冻结的资产等,都清楚地表明：国际干涉的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变化,并对国际法规则形成了冲击。     

国际刑事法院逮捕执行合作中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国际合作在逮捕执行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执行难已经成为实践常态。逮捕执行合作中的现实困境体现为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前者主要包括国家不愿或不能执行、国际社会支持乏力等;后者主要有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请求权竞合、管辖豁免等。对于政治因素,国际刑事法院要通过两个方面来缓解:一是要坚守法律底线,维护司法正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二是要积极面对现实,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于法律因素,国际刑事法院的应对策略是灵活运用法律,合理解释法律和适时修改法律。用发展的眼光看,逮捕执行合作的前景是乐观的。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原则

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联合国120个会员国在罗马通过一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以下简称《罗马规约》),决定在世界历史上首次成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该规约于2002年1月1日生效,从即日起,任何犯有规约规定之罪行的人,都有承受该院追究其责任的义务。至 2005年3月15日,《罗马规约》签约国共有139个,其中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