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纵向府际关系发展研究 ——以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纵向府际关系作为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财政等关系的总称,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需要,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了政府内部结构的改革,中国纵向府际关系经历了从弱激励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向强激励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转变的过程,并由此延伸出央地的利益博弈关系。结合此次深化改革中关于纵向府际关系调整的内容,发现目前改革的重点仍是以放权为核心,忽视了监督以及激励机制的构建,而这两项机制将是今后中国纵向府际关系调整的重要改革路径。     

"特朗普冲击"下日澳关系的新发展及其限度

近年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外交、防务、经贸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都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特朗普冲击"无疑是推动日澳加快合作步伐的重要外在因素,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稳定的内在驱动力,集中体现为促进经济互补的需要、防范地区权力转移的潜在风险、延续对其有利的区域秩序以及实现各自所重视的政治目标。然而,由于两国在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上面临着诸如国内政治博弈、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差异,以及稳定对华关系的不同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掣肘,日澳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同盟化的可能性较低。     

土地审批改革:放权不放松

《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下称《决定》)印发,引起各界关注。《决定》指出,要在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有人开始担忧:土地监管放松了?耕地红线还要吗?又为房地产用地松绑?     

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 ——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

积极推动各类新型土地财产权在我国实定法上的“落地”，是突围我国土地财产权的封闭结构，深化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助推土地产权清晰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目标实现的内在诉求。目前学界围绕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生成逻辑、法律性质和归属等方面的认识尚存明显分歧。其缘由主要在于学理上围绕这一新型权利的法理研判，并没有立足于中国现行地权结构语境来对其内容这一基础性、前提性知识作科学界定。法理上，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之准确定位，是厘定这一权利的射程范围，区隔此权利与彼权利以及展开与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语境下，学理上应立足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从平面和立体二元维度来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作科学定位。自平面维度观之，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之传统要义；自立体维度观之，土地开发强度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无论是平面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还是立体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都应该成为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所考量的对象。故而现有围绕土地发展权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范式亟须转型。     

“一家两户”:城乡关系转型、双重理性与市民化的新策略——以广东省D市青年移民为例

当前,部分青年乡城移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选择“一家两户”的入户模式,即夫妻一方带着子女入户城镇,另一方户口保留在农村老家。本文基于D市的调查资料,对“一家两户”入户模式的形成机制、逻辑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社会福利、家庭生命历程中如子女入学和成长是部分家庭成员入户城市的诱因,而农村土地利益、职业周期风险、故土情感则使部分家庭成员保留农村户口,是宏观-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家两户”选择遵循着安全第一的社会理性和家庭利益优化的经济理性的双重逻辑。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关系在近年来发生了转型,从城市中心主义转向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开始拥有部分比较优势,移民的自主选择增多。     

重庆市豪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帝景豪苑业主委员会车位纠纷案

小区建设完成之后,随小区内房屋的出售,小区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转移至小区业主,小区的共有部分土地使用权归小区业主共有。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的地上车位,不能成为享有专有权的专有部分,该部分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