珲春市“十二五”期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部分）

一、土地供应第一条 凡符合珲春市产业发展导向,并且投资强度不低于3000万元／公顷的项目,按项目总体规划分期供应土地。     

土地国有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简

推进城市化建设,除了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以外,直接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农村建设、市民与农民、全民所有制土地与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关系。城市建设客观上需要将大量的原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土地征收为国有,失去土地的农民需要融入城市社会。对习惯农村生活环境和以土地为主要生活保障的农民来说,通过法律途径和政策调整确保其合法权益,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者,进而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在改革中和谐发展．体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有重要影响。农地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可分为公司、合作社和大户等三种类型。以公司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扩大农民面临的风险,加速村庄共同体的瓦解;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分为社区型合作社和农民自主组建的合作社两类,前者能显著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内部治理成本高昂。后者不排斥劳动力,能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村民之间的社会资本;以大户为主体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较好维护村庄的稳定和秩序,但大户的生活满意度不高,流动性意愿较强。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大代表视察市违建整治情况

本刊讯(宋利泉)2月4日,三亚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视察市部分地区违章建筑整治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开展违建整治工作的汇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鸿建,副主任刘丽玲、许焕中,秘书长符党参加视察,市政府副市长吴鹏,市综合执法局等有关负责人陪同视察。     

数据公平利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在当前的数据交易与利用实践中,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主要为少数企业所控制,作为用户的个人与中小商家则难以利用数据。为实现数据的公平利用,欧盟试图赋予用户以数据访问与利用权,美国注重个人信息数据的市场交易,我国则强调对企业数据进行确权。然而,数据具有聚合性、关联性、场景依附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征,确权无助于解决数据利用过程中的争议,将数据视为权益混同的聚合型财产,通过行为规制与数据治理实现数据公平利用,是更为合理可行的路径。对于商业主体数据的利用,应强调市场自治与竞争秩序公平。对于个人数据的利用,应从“个人—企业”“个人集合—企业”两个关系维度构建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对于公开数据的利用,应克减平台企业的数据控制权,赋予平台内商家以有限的数据访问与利用权,保障平台内个人用户的个人信息携带权,以有效平衡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土地流转、农村剩余人口及其社会保护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释放的制度效应,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使农地资源进一步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在此背景下,乡村既有的利益格局被搅动,农村剩余人口的生计受到冲击。本文尝试建构土地流转的人口分析范式,从家庭束缚和人力资本两个维度,将农村剩余人口划分为相对剩余人口和绝对剩余人口两种不同类型,阐释他们与土地结合而形成的生计模式,即“范围经济”和“老人农业”,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下乡促成的土地规模流转如何重塑他们的生计。最后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提出如何完善社会保护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就业格局,以缓解因土地规模流转对农村剩余人口造成的生计压力。     

设施农业用地法律风险：识别、防控与规制

法律风险是社会客观现象,设施农业用地行为也必然会面临法律风险。正确识别地上建设农业设施的法律风险和流转取得使用土地经营权的法律风险是防控风险的前提。设施农业用地法律风险防控需要依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严格用地主体、用地选址、用地程序等用地合法性审查;需要强化土地的设施农业用途管理、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管理;强化用地纠纷化解服务保障。还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设施农业用地准入和退出机制、探索建立土地流转费支付履行办法等规避风险制度。     

全面托管提效益 稳粮增收促振兴--关于南宫市与省供销社合作推进土地托管的调查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邢台南宫市积极与省供销社合作,共同推动土地全流程托管。2021年,南宫市首次试点全流程托管,签约土地托管面积1.18万亩。截至2022年12月,签约托管土地面积达20.1万亩。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考察

土地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乡村土地政治的逻辑就是共产党以土地为媒介或手段治理乡村社会。在梳理既有理论进路的基础上,本文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认为在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历了国家建构与阶级解放、全面控制与依附、国家赋权与公民权的生长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政策,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以土地为纽带把国家和农民链接起来,从而强化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试论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优势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近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对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些争论,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不明晰”“中国应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导致农民低收入”等观点。文章对这些错误观点予以科学评析,并充分发掘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优越性: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益于创新社会治理。只有充分发挥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优势,才能不断释放出农村土地制度的势能,加快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