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会政治中的地域主义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因其飞速发展的经济而受到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但是韩国经济的成功并不必然说明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成功,相反,韩国的政治发展恰恰证明了,政治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必须尊重该国的文化因素,否则即使全面地照搬照抄所谓“先进制度”,也很难在现实政治中达到某种制度在创立之时所要达到的效果。体现在韩国国会政治中的地域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     

建立民族地区党校特色图书馆 为振兴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

党校图书馆不但具有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还具有为本地区经济决策服务的功能。本文以延边州委党校图书馆为例,根据民族地区党校图书馆的定位,阐述了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特色图书馆的作用,分析了民族地区图书馆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应扮演的社会角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峨眉武术保护的若干思考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进行讨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形态特点决定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中心在其"精神内核","文化空间"特点决定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基木范围,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人木观念"是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基木原则.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从傩戏的表演空间范围看其文化变迁

傩戏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形式至今还保留在我国许多地方,其表层目的是驱鬼逐疫、除灾呈祥,而内涵是通过仪式活动达到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天下太平.根据理查德·谢克纳对戏剧表演空间范围的划分,傩戏可分为埃及式、巴厘式、墨西哥式等几种表演空间范围.同时,从傩戏表演空间范围的变化可以看出其文化的变迁.     

试论土地空间权的概念

理论上,空间可以成为物权法上的物。但是,并非一切空间都能成为物权法上的物,只有符合"物"的基本条件和特征的空间才可以实际地成为物权法上的物。标题定为"土地空间权",即强调此处之"空间"是与"土地"密切相关之"空间",是"土地"范围以内之一定"空间",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空间。此外,作为土地空间权客体的空间应当指土地上下任意断层空间,即既包括于离开地表之空中或地下横切之一断层空间,又包括土地地表上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这样解释才符合空间法立法本意。土地空间权与土地权利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观念;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并非土地空间权。     

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坚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突出6个重点领域。强化3个尺度的空间集聚格局,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我国土地公有制度对相邻权的影响

不同的土地所有制性质会影响土地上的权利群种类 ,这尽管对抽象意义上的相邻权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相邻权的适用范围、具体内容及其实现方式却会随土地公有或私有而有所不同。本文重点研究了受此影响较大的建筑物相邻关系中房屋和地上权的关系以及空间相邻关系中空间权的界定问题。同时明确指出相邻权亦是不动产物权能得以合理界定以及其作用能得以最大发挥的调合剂     

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空间维度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聚焦于公众尤其是空间劣势群体获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务的行动过程,从而将空间性接引到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逻辑之中,空间成为思索相关议题的重要切口。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趋势、标准化的效用边界以及可及性的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空间转向已成定局。然而,由于偏远乡村或边疆地区的居民获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务不得不面临前期成本较高、社会网络单一以及数字能力不足等空间难题,使其同时成为物理、社会和数字三个维度的空间劣势群体,从而引发空间非正义现象,严重制约建构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进程和效果。着力空间劣势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应从服务资源的空间适配、服务内容的空间生产以及服务效果的空间测度等方面入手,改善其空间不利地位,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共同富裕接榫,实现空间正义,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     

刑事和解的潜在风险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已有较多讨论和研究,刑事和解的意义和作用也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认同。但刑事和解是否存在一定风险和弊端,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多。本期笔谈的各位学者分别从刑事和解的潜在风险、认识误区、适用空间拓展、制度构建中的困境以及其与刑法基本原则间的矛盾等角度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