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视听资料几个问题的探讨

视听资料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证据形式,具有双重物质性、高度的科学性和便利迅捷性的特征。视听资料在制作主体、制作方式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有利于推动视听资料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下的中国本土化策略

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是具有全球战略的经济组织。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地理范围内扩展自己的业务。全球化还包括跨国公司为利用经济增长和需求的趋同与差异，而与其他公司进行有效竞争，打进世界上所有的大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利润。     

犯罪制图技术在公安情报工作中的应用

地图与地理数据是一类重要的情报资料，空间地理信息是公安情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空间地理信息的情报分析可以用来确定和计算犯罪的空间位置和犯罪的密度，以制定犯罪打击的目标和犯罪预防的对策。据国际犯罪分析师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e Analysts，IACA）研究数据表明，英美警方在采取警务行动时，所使用的情报有74％与空间地理信息有关。在西方国家，分析和利用犯罪地理数据已成为警方日常情报工作的基础。     

社会危害性理论：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

社会危害性理论是苏联刑法学的遗产之一,它至今仍在我国刑法学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本文对社会危害性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本文对社会危害性的形成史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犯罪概念,包括形式概念、实质概念与混合概念进行了法理辨正,指出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相悖性,由此形成犯罪认定中犯罪构成的形式判断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之间的对立性,并对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社会危害性观念作了评析。     

对农产品领域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思考

农产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激烈的农产品竞争中,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数量、价格竞争之外的有利武器,所以对特色农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针对我国是农业大国的特殊情况,本文选取农产品这个特殊的视角探讨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期望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农产品是地理标志保护的主要范围地理标志的保护是近年来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经济哲学的内涵探析

经济哲学是哲学对经济世界的理性追探,它不是一般哲学,也不是一般经济学,而是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说明经济领域和经济关系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是探索经济存在的理由、基础和根据的学问,是经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以及由诸范畴构成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的体系。《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哲学著作,孟子、管子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都有其深厚哲学基础,并在其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     

中国治理型政党：非耶？是耶？

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在近几年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对此有着广泛的讨论，产生了一批比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反思，即运用治理和善治的理念去描述和阐释中国的客观现实，去反思一些传统的做法和理念。     

对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的再认识

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 ,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借鉴德国的行政处分概念 ,可将“具体行政行为”称为“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 ,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结构理论、地理政治与大战略

本文认为,当今大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深受结构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当今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本文指出,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潜在含义,而对此种相互作用的探讨可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以其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地理政治视角对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