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两大法系判例比较

<正> 在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人们对判例是毫不陌生的。而对判例的重视当首推英美法系国家,以致一些比较法学家又称英美法系为判例法系。英国是判例法的发祥地,判例法实则是由威斯敏斯特各高等法院创立的普通法的别名,是普通法的工作方式或活动方式(包括创制、发展)的最典型的概括,其理论表现就是遵从先例,或先例规则。人们是在法的渊源上将从遵从先例的原则中滋生的法律说成是判例法,以求得与制定法平衡。西方许多学者对判例法的内     

男管家的黄梁梦

正你的目标,应该有个正确的起点出身寒门的郑少峰,努力拼搏,却致富无门。自认为英俊帅气又才华横溢的他,找到了成为富翁的捷径:傍富婆。于是他刻苦学习成为一流的管家,瞄准了孀居的女富豪。就在他认为一切顺利,马上可以得手时,女主人却揭开谜底:早已看穿他的诡计,却一直不戳穿,目的是让他变成一个能真正站立起来的好男人……     

请你断案

正儿子不尽赡养义务,可否索回赠与财产?老郑与老伴生有4个子女(2儿2女),早在8年前分家时,受老家固有的财产赠儿不赠女的传统思想影响,老俩口将原来农村的3间平房分给了小儿子郑晓勇(房屋产权证上系老郑的名字,一直未更名过户,但一直由小儿子一家居住);20万元现金给了在城里工作的大儿子郑大勇。老郑与两儿子还写有扶养协议。如今,随着年龄增高,需要两个儿子赡养时,儿子却把责任推到女儿身上。对此,老郑与老伴非常伤心、气愤,更后悔当初将财产赠与他们。     

论适用专家证据的有用性标准

正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2012年3月我国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如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并新增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聘请专家证人的权利等。但在什么情况下,法庭应同意控辩双方的申请允许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又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采纳专家证据?或许,英     

检察官职业伦理比较研究

现代检察官制度最早产生于法国,随着拿破仑的东征西讨逐渐散播于欧陆各国。而在英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则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并影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检察制度的不同生长环境和发展脉络,检察官的职业伦理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梳理、归纳并借鉴他国的检察官职业伦理对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的检察官职业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威廉姆斯诉纽约案看量刑程序中的品格证据运用

根据英美法系的品格证据规则,原则上被告人的品格不具有可采性,不得以之作出他在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特征具有一致性的推论。对此最通俗的理解是,关于某人不良品行、不当行为或者曾经的犯罪事实的信息,不能用于证明他实施了当前被指控的犯罪。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关于品格证据、犯罪或其它行为的条文中明确指出,某人的品格或其品格特征的证据被用以证明,此人在特定场合下     

读者·译者·编者

<正> 本刊去年第6期发表《比较刑法》一文后,曾收到读者金木同志来函,指出译文的一些错误,我们当即与原文对照审核,并请译者与原文核对,一致发现有些地方需要作重要"更正和补遗"。例如第4页第26行原文为:"欧洲,苏联一些非英美法系国家几乎一经逮捕或发现被告是嫌疑犯,法院就立刻参加到调查程序中来。"译为:"欧洲、苏联和一些非英美法系国家的侦审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是嫌疑犯,几乎就立即加以逮捕。"再如,第5页第27行原文为:     

案例指导，姗姗来迟

8年前,笔者还是一个新科的法学硕上。我们邀请北大法学院的张骐教授来演讲,题目是《中国引入判例法的可能性》。这个设想激起了一连串的质疑：判例法是英美法系的核心制度,是法官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法律,其精髓是“法官造法”。     

简评英国刑事司法中“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发展

再审程序的启动在英美法系多数国家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并被视为禁止双重危险规则(the rule against double jeopardy)的救济和补充,但并非纠错工具。2012年3月14日,我国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了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但并没有对再审制度进行根本修改,只是对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补     

国家干预的法系差异——以证券市场为重心的考察

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差异在于,前者有着通过主动干预来限制、取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偏好,特别是在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这种差异根源于两大法系在自由观、历史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并持续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家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不利于财产安全、合同自由和经济增长。对证券市场而言,过多的国家干预具有特别的消极意义,其不仅不利于解决市场纠纷,还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损失。不过,为增强市场机制而实施的监管需要与为替代市场机制而实施的国家干预必须区分开来。我国对证券市场的治理也应减少过度的国家干预,而应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同时必须保持应有的监管和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