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四度”“四精”着力做好城市民族工作

昆明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会城市,少数民族人口13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6.9%,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40万人,主要分布在主城五区。2017年,昆明市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2018年被国家民委列为"深入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多年来,昆明城市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融荣与共、同心同行",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创新引领,从工作的高度、广度、深度、温度入手,精心、精准、精致、精细推动城市民族工作。     

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双转型

京津冀地区面临艰巨的人口、环境和城市发展转型的任务。从战略共赢的角度看,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解决好区域转型问题,突出以功能调整和建立生态补偿创新机制双转型,加快区域生产力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增强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基础作用。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首都功能调整是其"焦点"。北京市近年来率先提出了六个战略调整,首先是调整中心城     

打造绿色出行“城市风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要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明确到2020年城市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75%以上,到2035年不低于80%的目标。近几年,本市绿色出行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相对于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广大市民绿色出行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是道路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合理,骑行安全性差。     

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民生幸福城市

文化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民生幸福城市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深圳在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有力探索,承担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应有责任和担当。未来,深圳需要在突出城市主流文化的目标定位、夯实文化治理的社会基础、彰显经济特区的特色与责任、促进文化流动和文化包容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准。     

“十三五”推进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重要历史拐点。从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看,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快经济的服务化进程是客观必然。到2020年能否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成为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和重大挑战。为此,要把推进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新格局作为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基本目标。     

融入与发展:网络媒介素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互联网在当今社会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网络媒介素养对于农民工提升个人能力和幸福感、保障自身知情权和话语权以及更好融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媒介化的社会景观中,农民工因网络媒介素养的缺失直接影响个人能力提升和发展,进而影响其融入城市以及城镇化进程。为此,应从网络设施普及和建设、企业教育培养、媒介宣传等方面提升农民工的网络媒介素养,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而实现"市民化"目标,并在城市的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基于城市建设的犯罪预防与居民安全感研究——以厦门市新阳街道为例

为建设具有安全感且和谐有序的智慧型城市,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进行彻底的基础信息大排查,突出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的管控,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发动民众力量,增配巡逻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构建安全感城市的犯罪预防机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在遵循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机会、降低被害风险这三个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应合理规划城市,综合治理空间盲区,高效运用互联网,创新社区警务,加强警民合作,创建安全社区。     

检察官主导下的协商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考察

从比较法的视野上来看,协商性司法呈现出两种典型模式,即美国的控辩协商式和德国的法官主导式。与前两者不同,我国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进行的,检察官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起到了控制性的作用。诚然,这与我国检察官所处的诉讼地位与肩负的法律职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为了防止检察官与被追诉人在协商过程中的差距过于悬殊,有必要从转变价值观念、调整协商主体和加强司法干预入手,实现从检察官的完全主导走向有限度的主导。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多重堕距的生成与弥合

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出现了错位、延迟或滞后等问题,形成了一个多重堕距的复杂现象。分析可知,这一多重堕距现象在城市治理的多个维度有所展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多重堕距的生成与理念渗透缓慢、政府定位模糊、结构安排失衡以及利益协调不畅等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应以变革治理理念、落实规范治理为基础,进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调整城市治理结构以及融合协商民主资源等。如此,才会尽可能弥合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堕距,推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