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韧性城市群 提升区域抗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引起了公众对“韧性城市”的关注,以“韧性城市”为着眼点静观当前我国城市群的建设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城市群已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城市群之间的人员往来、经济联系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联系方式。     

培育发展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夜间经济活动在我国由来已久,古人笔下就有“千灯夜市喧”“夜市三更尽、五更又复开”等生动描述。改革开放以来,夜间经济在我国从早期的灯光夜市、夜间排档、夜间休闲商业街区等形态,逐步演变为以休闲、旅游观光、购物、健身、文化、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城市消费经济,越来越成为城市繁荣发展的标志。进入新时代,夜间文旅消费正扮演着夜间经济的重要角色,承载着人们深度感知文化和多维体验生活的追求向往。逛夜市享美食风情,坐游船赏城市夜景,进剧院看夜场演出,泡书店品夜读书香,到博物馆感历史气息……越来越多的居民和游客愿意走进夜间休闲“打卡胜地”和精神文化“深夜食堂”,乐享“月光下”的多彩生活。这不仅为夜间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拓宽了新领域。     

美丽宜居城市建设试点的江苏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没有产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贫民窟问题,相反抓住城镇化的机遇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总体居住水平,解决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城镇化人口的"住有所居"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发展道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全周期管理"释放城市治理新信号

"全周期管理"意识是指城市治理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将城市治理视为一项系统工程,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治理逻辑,把握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和周期性,并采取与全局相一致又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对此,应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增强"全周期管理"意识,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践行精细化管理。     

韧性视角下现代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现代城市因人口聚居、建筑密集、活动复杂而日益成为风险中心,呈现出复合性、联动性、叠加性、扩散性、隐蔽性增大等整体性风险。本文基于韧性视角,引入"韧性城市"概念,剖析了现代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实践的六大盲点和弊端,并分别从空间、时间和层级三个维度提出了韧性城市风险治理的范式,梳理出"都市群-城镇带-生活圈"防范风险扩散、"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恢复"阻遏风险延递、"宏观搭台-中观定标-微观落地"化解风险叠加的具体策略。     

高度关注外来人口第二代的犯罪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来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同龄青少年犯罪的一半左右,甚至个别地区占70%。过去我们所说的犯罪的外来青少年基本上是在农村出生后来到城市,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过程中失足堕落的。但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出现了新的情况,那就是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现象开始突出。与他们的前辈所不同的是,这些青少年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在社会化过程中很容易接触城市中的不良环境和人员从而走上犯罪道路。例如,他们大多租住在廉价房屋里,周边生活环境比较差;由于特殊身份和经济因素等,很难与当地的同龄人那样接受正规的…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司法介入经济治理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对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我国司法机关需要通过改革,对介入经济治理的职能和制度优化与厘定,围绕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司法作为。通过司法对经济政策能动作用的分析,探讨司法改革背景下法院的治理功能与权力界限。将之作为推动经济治理转型的长远战略,并构成国家治理转型的经济背景。一方面,法院的政治使命与社会价值要求其在经济治理中发挥积极功能,彰显转型时代的司法担当;另一方面,司法的运行规律和内在属性要求法院严守司法权力边界,寻求司法能动的正当化。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     

上海治理70年:从民主建政到“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进程与线路

70年上海城市治理史,是一部城市体制改革史。新中国成立,上海即开启了城市治理历程,接管结束后基层政权建设中建立起135个办事处。从"冬防办事处"到"派出人员办事处"再到"区人民政府办事处",街道成为基层治理最前沿。20世纪80年代城市体制矛盾凸现,上海开始新一轮体制探索。1987年制定并实施《街道办事处工作暂行条例》,强化基层治理。1994年对街道体制作出新的调整。2015年发布"1+6"配套文件,成为新时代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2020年颁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70年上海城市治理夯实了超大型城市迈向未来的基础,开辟了"卓越的全球城市"治理的新阶段。夯实基础基层、重视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贯穿上海70年城市治理的一条主线。     

小镇青年消费力量崛起

岁末年初,小镇青年暴发出强大的购买力。2019年“双11”期间,仅16分钟,拼多多就卖出1000辆国产车,购买者大多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京东平台新增用户近三成来自下沉市场,65英寸以上大屏电视在县镇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小镇青年,指的是来自三四线城市、县城和农村,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拥有一份得体工作的青年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