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人口流动政策及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复杂的人口流动的过程,其中人口的城市化流动是最主要的流动形式。人口流动政策是主导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惯性作用下,地方政府通过博弈的过程,并结合自身＂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形成了一系列的人口流动政策,主要包括就业政策、户籍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这样的制度逻辑,在促进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宏观与中观层面的许多问题,包括城市化非健康发展、产业升级缓慢、社会矛盾尖锐等等,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为此,从城市化视角和公平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了人口流动政策改革路径,进一步放宽户籍迁移限制,取消依附于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利益安排。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前进

五国都已经开始在不同程度上独立探索如何建成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渡过了因苏东剧变造成的难关,使社会主义显露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当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五国。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     

论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实体上和程序上非法获取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刑事制度进入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即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弥补一元庭审模式的缺陷、实现司法正义。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的作用,应当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规则的程序。     

诉讼监督工作的评价模式和标准研究

建立适应诉讼监督工作特点的科学评价模式和标准,把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个案监督评价与综合监督评价以及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有机统一起来,综合构建体现诉讼监督数量、质量、效率与效果相统一的考核评价体系,合理设定各项诉讼监督工作在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上的评价权重,形成良好的诉讼监督工作激励机制,对检察整体面貌的改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新探索——河南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调杳与思考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三化协调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如何正视并解决传统发展模式下三化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矛盾，是关系我国探索科学发展路子的关键性难题，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主攻方向。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新兴工业大省，作为中国的缩影，解决好三化协调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拆迁补偿费成了“唐僧肉”

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农民陆续往城镇迁移，一些村人去房空、田地荒废，逐渐成了“空心村”。可当拆迁征地来临之时，被人遗忘的“空心村”却成了一些人致富的“金矿”。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街道七百秧村村委会原主任邱国友得知七百秧村被列入政府征地拆迁范围后，在“空心村”荒废的宅基地上大兴土木盖起了新房。一番运作，换来的是30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     

美式民主不比中国政治模式优越

李世默在《参考消息》撰文说，许多人都把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这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认为民主政府本身就是目的，而中国则认为，其目前的政府形式，     

国家战略转型对宣传模式的影响——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改革为例

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在1978年前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价值理性＂主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非为了促进经济的有效发展。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开始主导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其目的也随之演变为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不再是机械地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所谓工具理性,又被称之为＂目的合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证供并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之辨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自始自终都是一种由证到供、由供到证、再由证到供的无限循环、交叉往复的过程,取证与取供虽然有性质与内容上的不相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高低之差别、地位轻重之迥异。转变以前的"由供到证"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不能从"口供中心"的一端变为"口供非中心"的另一端,形成新的极化发展思想。证与供应当并重,都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中心,确立"证供并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及对其组成要素进行模式化研究,是探究职务犯罪模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之重构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中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缺失,从而影响到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有效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需顺应反垄断法刑事化的趋势,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刑事责任予以重构:在立法模式上,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宜采用附属模式;在适用范围上,宜将核心卡特尔、垄断高价、垄断低价、强制交易和行政垄断纳入刑罚范围内;在刑罚种类方面,以短期监禁和罚金为主,同时引入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