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思考

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公益性和商业性并存的混合体,一直饱受学界和社会的争议,但就社会企业的发展来看,社会企业以实现社会目标为价值理念,将商业模式与社会服务创新紧密结合,是以实现社会目标为导向的组织类型和可持续性商业模式,此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它是适合我国今后创新社会治理的一剂良方。除了其价值取向,不管是从宏观政策背景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需求来看,社会企业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股力量。但其由于宏观制度尚未给出法定意义上的官方认证、以及存在着同行业竞争困境和社区文化认同困境,社会企业尚未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作用。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离散及治理研究——一个村庄的微观透视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农民家庭的稳定与幸福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镇化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难。乡城流动过程中农民家庭发生异化,家庭成员或留或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家庭离散虽然始于家庭,但要解决家庭离散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通过改变制度环境、实施制度关怀、实现多元合作治理,结束农民家庭的异态生存方式,给予其自由的迁移权。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民家庭的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而且也能为实现未来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智能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基于传播学的一种解释路径

基于大数据及算法技术的信息智能推送推动了信息传播业的深刻变革。其初衷是优化受众阅读体验、简化其信息检索与甄别流程,然而却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以及用户信息接收与观念表达极端化。传统新闻业构建社会共识的努力逐渐式微,网络用户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形态各异的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威胁。被政治集团利用从而影响乃至控制公众观念的智能推送,打破了信息传递与接收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粹主义进程。从智能推送到信息茧房,再到群体极化与社会运动,算法对新媒介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角度阐释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命题以来,学术界对其从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概括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并揭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为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意涵、内容、特征、作用、问域、延展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评述,有助于系统总结既有成果,也有助于发现基本经济制度研究领域的薄弱点,以期为深化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提供方法论镜鉴。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当代墨西哥国家整合脆弱现状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化改革以来的历史与现实

20世纪70-80年代,墨西哥开启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后的墨西哥并未按照理想蓝图的规划发展演进。一方面,墨西哥民族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政党政治以及经济政策选择的变化又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央地关系在局部处于紧绷对峙的状态,中央权力甚至无法向地方有效渗透。最终,改革过程中在族际关系、政体结构、社会治理三个维度上受挫,使得墨西哥的国家整合依然、甚至变得更加脆弱了。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