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探讨

我国《反垄断法》刚刚出台,很多问题值得探索,其中反垄断法域外适用是一个较大的课题。虽然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在各国的争议颇大,但我国已经在第二条表明了态度,结合反垄断法本身的特性,尤其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特殊性,其域外适用应当审慎而更具操作性。在实践方面更需要具体措施。     

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域外生存风险高企

策划人语无论是在缅甸的丛林、巴基斯坦的港口还是非洲的沙漠,如今都不难发现中国工程队的身影。他们在非洲腹地的据点从尼日利亚到苏丹再到安哥拉,恰可连成一个问号的形状,令人想起一个多世纪前英法两国雄心勃勃地打通开罗—开普敦的"2C计划"和打通塞内加尔—索马里的"2S计划"之间的竞争。     

《海牙民商事司法文书与司法外文书域外送达公约》述评

域外送达(service abroad),是指一国司法机关依据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将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1]送达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一国法院而言,只有依法完成了有关文书的送达,才能行使司法管辖权,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对没有见到或知悉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的当事人进行缺席判决的.此外,许多诉讼期间的计算都是从文书的送达之日起开始起算的.     

软件专利权的域外效力——美国Microsoft Corporation v．AT＆T Corp案评介

对Microsoft Corporation v.AT&T Corp一案进行分析可知,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当软件以计算机可读的目标代码形式存在时才符合美国专利法第271条(f)款所说的“部件”;微软公司通过“黄金母盘”或电子传输的方式将母版Windows软件发送(dispatch)给国外的计算机生产商和授权的国外复制者的行为不构成美国专利法第271条(f)款所说的“提供”行为,不构成专利间接侵权。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订时应当对美国专利“间接侵权”相关立法予以借鉴。     

浅析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在反垄断法发展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各国主要致力于通过反垄断法的国内实施来控制国内的经济集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集中日益严重,反垄断法所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已从国内竞争走向了国际竞争、从国内经济集中转向了国际经济集中,反垄断法的国内控制日益弱化,国际控制日益强化,由此导致的域外适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论WTO体制下国家赔偿制度宪政基础的转变——以国家行政赔偿为基础

人民主权理论是国家赔偿制度的传统宪政基础.WTO的宗旨和基本原则以及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发展实践已对该传统宪政基础提出了潜在挑战.WTO成员方的国家赔偿制度应积极应对这一变化,其理论基础应由原来的政治赔偿概念向单一的经济赔偿概念转变.     

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不是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产生的障碍。国际知识产权关系的产生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存在。各国仅对本国知识产权行使专属裁判管辖权的实践和知识产品国际合作创造、知识产权国际利用和国际侵权救济实践的贫乏长期掩盖了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导致了知识产权的冲突法问题长期被忽视。     

网络数据长臂管辖权——从"最低限度联系"标准到"全球共管"模式

长臂管辖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管辖权,其与网络数据的结合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数据只是进一步确定"最低限度联系"存在的连接点之一,其独立价值并未被重视.这一状况自2018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生效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的部分专门性数据立法参考保护管辖原则的意涵,极端扩张了国内立法的域外适用,并通过设立具有司法职能的监督机构,为司法管辖权的单方域外行使提供了替代路径.这一架构摒弃了"最低限度联系"标准的使用,转而以"全球共管"模式来指导管辖规则的设计,赋予本国法院"对起诉时与管辖区域有联系的非居民被告的管辖权",具备了长臂管辖的外观要件.这一长臂管辖权扩张的新模式对于我们而言既是挑战亦是机遇.挑战在于:单方司法管辖权的域外扩张会导致国家间管辖权冲突与争诉的常态化,无疑将对各国司法主权造成极大的冲击;机遇在于:不同于"最低限度联系"标准,全新司法管辖规则的适用具有"保护管辖"的意涵,其与网络主权并非天然地对立.辩证地研究美欧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能为构建网络数据长臂管辖权的中国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与经验.     

论劳动法的域外效力

当今世界劳动呈现全球化特点,劳工随着跨国公司和集团公司之激增和扩展而日益频繁地跨境流动,使得涉外劳动法案件日益增多,劳动法域外效力问题开始凸显,劳动法的法律性质是公法还是私法抑或其他、域外效力之内涵界定以及劳动法域外适用的基础如何等一般理论问题值得先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