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转基因作物侵权责任——以美国法为经验的研析

转基因作物侵权责任议题已经成为转基因作物相关法治研究领域的新兴议题。当前我国关于此议题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而美国法有一些理论和实践。考察美国侵权法的理论与实践,大体上,美国会以过失侵权、妨害侵权、侵入侵权以及危险侵权来追究转基因作物的侵权责任。虽然我国法制与美国法制体系不同,但是美国侵权法的原理值得我国法制借鉴。     

女性择偶策略研究评介

女性在选择长期配偶时注重男性的经济资源（现有的和未来可能拥有的），以及对自己和后代投资的意愿。她们会通过一些线索确认男性的上述特征，显而易见的线索就是男性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承诺，间接的线索是高社会地位、进取心、勤奋、情绪稳定、对孩子的喜好、真诚的品质、运动技能、强健的体格，等等。所有的这些线索其实都提供了同一种信息：将来她们的子辈出生后，男性有能力而且愿意为其不断提供足够丰富的生存资源。有了这些资源作保障，她的基因会在生活优裕的孩子们身上得以延续。     

群体极化、二阶多样性与制度安排——读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

群体极化是一种持有相同倾向的人在群体讨论结束之后，更趋向保持原有观点且变得更为极端的社会现象。群体极化形成于社会隔离机制与群体的自我确信和确认。促成群体极化的社会心理学诱因源于新的信息交流，而名誉感、舌战优势、抱有偏见的辩论、退出机制、社会压力、权威结构、具体境遇、群体思维等促使群体极化的进一步发展。群体极化遍布社会政治领域，它们绝非无理性的冲动，而是在社会隔离机制的诱发下理性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强化。因此，防止群体极化就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而是循着群体极化得以产生的制度机理入手，通过导入群体内的一阶多样性和群体之间的二阶多样性，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开放社会辩论空间和强化自由信息交换机制，形成有效的制约与平衡制度，防止群体极化向极端主义的有害化发展，而不是单纯地依循传统或体验、评估特定后果，简单粗暴地铲除群体极化。     

新“乡贤”的基因探寻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新乡贤可以为乡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但乡贤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德行与才能是新乡贤的历史基因也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与主观性的特征,容易被掌握有自由裁量权的行动者所利用,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支持乡贤发挥作用的因素还有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与"权威"取向,这些因素会对乡民群体建设乡村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基于对这些消极影响的思考,在此提出了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观点,希望通过大众积极的参与加制度化的规定来实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趋利避害"。     

牢记殷切嘱托 感恩奋进再出发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即到遵义,作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的殷切嘱托。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莅临贵州,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为贵州发展指向领航,尤其对长征中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及其精神内涵作出了重要论述和精辟阐释,要求从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基因编辑婴儿之法学省思

"基因编辑婴儿"违反了国内与国际医学伦理规范,触及了伦理底线。虽然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基因技术规制的立法体系,但是该事件仍然有悖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生命权、知情权、隐私权以及法律主体制度提出了挑战,对既有的法律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以基因编辑技术为核心的精准医疗本应以风险预防为目的,然而在追名逐利的功利主义观驱使下,人被物化、工具化,悖离现代法律所孜孜以求的人的尊严终极关怀。人的尊严是现代科技发展所必须恪守的伦理与法律底线。我们必须理性、冷静对待新科技,必须对以基因编辑技术为核心的精准医疗进行严厉的法律规制,在秉持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的尊严与福祉的目的终极关怀下审慎利用新技术。     

藏在基因里的野心与欺骗

直到投河自尽的前一刻,陈伟珊仍然没想通,自己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怎么就变成了六大本基因检测报告. 近300页全彩色印刷的报告里,除了用陈伟珊根本看不懂的表情符号标注各种癌症的易感性外,唯一“说人话”的地方就是建议她购买各种保健品.     

论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在使相关国家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退化。由于区域内国家政治制度不一、法律制度不完善、生物保护专家缺乏等原因,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陷入困境。一些大型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通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施加压力等方式,参与到 GMS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