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CiVil Law”的涵义

<正>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答客问"(裁《法学研究》1990年第1期,以下简称《答问》)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若干词条的内容提出了批评性意见。笔者以为,《答问》的有些意见是正确的;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然而,《答问》对"civil law"一词涵义的论断,笔者持异议。     

江西省乡(镇)检察派出机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正> 最近,为配合全国检察机关机构改革,我们就全省乡(镇)检察派出机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一、乡镇检察派出机构的现状 1984年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检察机关基层、基础建设。中共江西省委(1985)3号文件指出:"为了加强大中型企业的安全保卫工作、检察工作和人民法庭工作,在大中型企业进行成立公安分局或派出所和公安处,设立检察室或检察组,建立人民法庭的试点。"根据上述精神,从1986年起,全省开展了设置检察派出机构的试点工作。六年来,在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视下,在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乡(镇)检察派出机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研究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再次传递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本文结合企业工作实际,围绕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深刻阐述治理“微腐败”的重要意义,总结梳理“微腐败”的特点及其危害,分析研判其多发频发的原因,研究探讨治理的对策。     

大思政格局中的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研究

“三全育人”突破传统学校德育范围,强调从“全员”“全程”“全方位”三个方面构建一体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筑大思政立体结构,形成强大德育合力。然而,目前尚未形成可供推广的典型经验,还没有统一的评价体系。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事关育人发展方向及成效,是高校育人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内在要求。“三全育人”评价是高校完善大思政格局的关键环节。构建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要坚持“三个统一”:政治性和系统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知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包括主体、客体、标准、方法、参照系统等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高校“三全育人”评价,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管理、客观评价、指导帮带,提升高校育人成效的重要“指挥棒”,有助于高校健全“十大育人体系”为核心的制度机制。数字化赋能高校“三全育人”评价,有助于形成长效机制,实现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的有机统一。     

全球秩序及其转型：基于转型框架的分析

全球秩序的转型并未遵从线性因果的单向逻辑,而是纷繁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结果。其中,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演化场境为全球秩序提供了外部环境,以全球治理制度为代表的制度维系了全球秩序的稳定结构,以网络技术、全球社会运动、国内政治、新兴国家、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创新生境成为推动全球秩序转型的关键。此外,全球秩序由于其较强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并不仅仅受制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基于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能动性全球治理加速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三条路径,即通过重视过去被回避的权力要素、增强多元主体的关系协调以及实现治理思路的创新,发挥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保障与维护。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驳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几种错误论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引发海内外广泛热议,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可.随着这一理念被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全球共识.外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动机、意涵、前景等多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错误论调,如认为这一理念是所谓的国际修正主义、地缘政治挑战、中国霸权工程或出口中国模式的政治工具等谬论.批驳这些错误论调、回应争议与误解,对把握国际话语权,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走势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报告上线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网络安全在过去近十年一直占据着中美关系议程的重要位置,不仅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重视,两国政府也建立了多个对话渠道来管控双方在此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历经近十年发展,中、美两国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互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挑战也不断增加。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本院联合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推出研究报告《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英文版名: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A New China-U.S.Cybersecurity Agenda),研判相关问题。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