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的民主集中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CSSCI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康德“审美无利害”命题之评析——基于快适与善的角度

哲学家康德从哲学的高度为审美判断找到了其先天原理,提出"审美无利害"这一著名的美学命题,因而衍生出众所周知的"距离产生美"的名言。康德论证"审美无利害"这一命题时,使用的是反证法,论证力度不是很强;论证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也不是非常严密。按一般的评判标准,以如此方式呈现出来的理论并不符合好理论的标准。应结合康德整个的美学、哲学体系以及他对美学学科所做出的贡献来全面考察。     

公法上无因管理的理论构造——基于释义学分析

关注公法上无因管理,不仅可以解决公共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而且还可以提升公法学的理论品质,进而为我国行政法总则的科学立法提供知识。所谓公法上无因管理,是指未受公法委任、并无公法义务,而为他人管理公法事务。公法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可以概括为三项内容,即管理他人的公法事务、无公法管理义务与为他人管理公法事务。正当化功能与衡平功能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主要功能。公法上无因管理与职权法定和法律保留并不矛盾。从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消灭或者履行公法义务的可能性来看,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即私人为公共主体、公共主体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公法事务的管理。未来我国行政法总则立法,可以考虑将其设置在公法责任内容之内。     

福山"历史终结论"批判三题

在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时,福山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他的这一理论,其实质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

《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论转向和规制边界——基于限缩解释论的立场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导致其合法权益易遭受不法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设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但本罪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潜在的扩大化趋势。基于限缩解释论对本罪的理论基础和规制边界进行限定,通过对立法背景和相关案例的分析,建议在性犯罪的基础理论——性同意理论基础上补充性剥削理论,以此揭示本罪的实质特征。需要界定特殊职责、实行行为和其他出罪事由,以此进一步完善本罪的司法适用,以实现未成年人权利自由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     

洛克哲学的积极因素与意义——对《人类理解论》的思考分析

洛克哲学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内容与形式的朴实和普通掩盖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关于洛克哲学真正的积极因素,他的学说的基本特征和面貌、内在矛盾及其性质,以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仍然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民法典》与医患法律关系的再认识(上)

根据《民法典》医患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不是行政法律关系.目前有学者对于医患法律关系性质与定义的认识存在偏差,主要表现为对典型医疗服务合同、强制缔约医疗服务合同、医疗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认识不符合《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此不利于厘清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利于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