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弊端与建议

从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借条只有夫妻其中一方签名确认,而绝大多数债权人将债务人夫妻双方列为共同被告,法院也基本上判决确认这些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连带偿还。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最大限度保护了债权人利益,但却侵害了夫妻非举债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被一些恶意举债当事人利用而作为离婚时多分财产的法律工具。本文从当前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试提出个人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完善建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1年,全省各级法院在党委的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紧紧围绕实施"十二五"规划和经济文化强省战略,认真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全面加强各项工作和自身     

“特供”的要害是特权

近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审计署国家工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使用或授权制售冠以"特供""专供"等标识的物品。特供物品,古已有之。封建时代皇帝享用的"贡品",就是一些"特供"。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之国家所有制说

财产权的宪法史可分为人权财产权和国家财产制两个阶段。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是国家财产制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宪法创设的用以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垄断，其基本工具价值是垄断。以权利观审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它具有主体的唯一性和权利的专有性、不可变更性和价值优先性等特点。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是管理权，而非自由财产权。     

论英国早期制定法对普通法合同法的促进及其方式——基于法文化传统的考察和解释

英国早期(12~17世纪)制定法对合同法的影响表现为:第一,通过限制教会法院及地方法院管辖权来促进皇家司法机关对合同诉讼的控制;第二,通过发展陪审制提升合同诉讼中证据规则的科学性;第三,确认和发展新的合同诉讼形式以扩大合同救济的适用范围;第四,通过增强国家对合同纠纷的司法控制以及对违约人施加刑事处罚程序来维护商业阶层利益并强化守约观念。《反欺诈法》则对一定范围内的协议增加了得到司法受理的形式要件。英国早期制定法对普通法合同法的推动是以程序性规定作为突破口的,这种作用模式是对英美法律"程序先于权利"传统的实例解读。     

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

在共和晚期和帝政初期的罗马,在每平方公里6万人的人口密度条件下,维持了265年无瘟疫的记录。这要归结于那时的罗马有较好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相应的立法。卫生软设施有专门的卫生官员,硬设施有水道、公共浴场和下水道。卫生立法有水道立法、浴场立法、下水道立法、工厂排污立法、殡葬卫生立法以及医疗卫生立法。但罗马人没有40天隔离制,对症疫的原因只有神学的解释,造成了面对外来瘟疫手足无措的局面。而且,罗马人的卫生设施还有不入户、污水与小固体废物混排、污水不经处理直排的缺陷。     

直接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比较分析

直接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是西方思想史上两种重要的民主理论,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有诸多不同。代议制民主较之直接制民主,更适于现代社会的实施,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当代社会中,代议制民主表现为不同形式特点,各国需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具体分析。现实情况表明,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往往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严重灾难。     

论清末督抚的地方官制改革策略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确定了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基本思路,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以求以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基础。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从1906年11月至1907年2月,地方督抚根据中央提供的预案就地方官制改革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激烈讨论,主要涉及省政府机关的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设置、官吏的选拔标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国力乃其真精神,官制由如形式＂的有益见解,为1907年7月7日正式出台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提供了决策基础。     

徐州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探讨

一、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城市生态复合系统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子系统。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指这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平衡发展,从而共同促使城市生态复合系统的发展,使城市既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所需要的资源构成危害。     

绩效预算改革启示与借鉴

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紧紧围绕绩效而展开,进一步提高效率、效果和透明度是我国绩效预算改革的必然趋势。绩效预算改革在我国的兴起既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治理模式变迁的需要,也是新公共管理思想在预算领域实践的必然,更是为日后我国民主政治的改革提供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