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与模式:制度合法性展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形成

通过对“政企分开”、“剥离企业办社会”、“政社分开”和“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事件——过程”分析,用“合法性机制”理论剖析制度创新的成因,可以看出这些“连续不断的事件”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逻辑展开在分离的主导力量、强度和分离的领域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运作,由此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四种形成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草根内生模式”和“外化移植模式”,这几种模式生成是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效益的反向作用向正向作用发展的结果。     

中国对非政策：驱动力和特点

中非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为澄清西方的"资源驱动论",需从中国的国家特性、国家利益以及总体外交战略和思维等理解中国对非政策的驱动力。近年来中国对非政策的特点大致可归纳为机制化的建立、全方位发展以及重视软实力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非外交中日益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就是"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和新战略,以及树立一个"强大而可亲",绝非"强大但可畏"的中国形象的一种具体体现。     

俄罗斯能源外交和中俄能源合作

俄罗斯有着实施能源外交的优势,是能源供应大国,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因此中俄在能源合作领域尤其是在石油与天然气的合作上有着广阔的前景。在中俄油气合作问题上俄罗斯掌握着主动权,中国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在此情况下,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石油战略和政策,就显得特别重要。     

宁夏在明代发生的一次震惊朝野的事件

宁夏自古称塞北江南,独擅黄河水,屯垦农业发达。明代时期,“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又有渔盐之利,富甲西北诸镇。但是自阉党刘瑾把持朝政以后,“既上各边送银,又禁商人报纳,边储遂大匮乏”,继又以“修举屯田”、“充实边储”为名,行横征暴敛之实。致使边镇军卒“不堪命,逃之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肯尼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着眼点,讨论该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在肯尼迪时期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尽管肯尼迪上台后有对既定对华政策进行修正的意向,并得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就整体而言,参议院对中国仍怀有很深的敌意。如果肯尼迪在那时提出与中国和解,要冒的政治风险太大。作者对“若肯尼迪不遇刺并实现连任,美国对华政策在其任期内可能会发生重大修正”的假说提出了质疑。     

清代前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研究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的政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为此集中事权、加强藏王的集权统治成为他在初政以后施政的主要目标,但这种集权过程单纯以威权和暴力为后盾来进行,严重触犯了藏人特别是很多藏内上层僧俗贵族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同意或认可,最终导致其统治内外交困和噶厦政府权力体制的分崩离析,卒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爆发,藏王身败名裂,藏王制被废除。但同时应该看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之所以发生,显然不能否定它是藏王与藏内僧俗势力以及驻藏大臣之间异常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产物,因此,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人的论定不宜过于简单和仓促。     

收容制度该不该恢复？

三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促使了收容制度的废除,然而不久前,钟南山因电脑被抢而提出的恢复收容制度的言论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其中超过六成的网友表达了赞同的意见。支持者认为,无业游民增加容易引发治安问题,收容制度可以抑制无业游民违法犯罪;反对者认为,不能以伤害无辜者为代价来管理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必定有它蕴含了平等理念的法治基石;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有它对任何弱势群体都绝不放弃的道德良心。收容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城市犯罪?任何人都难以轻易对这个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面对现实中的治安问题,政府应当致力于消除废除收容制度之后的治安盲点,还是将治安的责任推向收容制度的废除呢?     

纪念中美“乒乓外交”35周年活动

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35周年。为纪念中美关系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健康、稳定的发展,对外友协于4月7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纪念中美“乒乓外交”35周年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友协会长徐匡迪,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对外友协副会长李小林,当年曾参加“乒乓外交”的许多外交界、体育界、企业界人士,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前副国务卿阿诺德·坎特,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等,共约80人出席了招待会。徐匡迪副主席在招待会上致祝酒词。他说,35年前,由于中美双方领导人的明智和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