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民事主体制度与理念的历史变迁——对法律“人”的一种解析

从“自然人的完满”、“团体的人化”、“自然人生命的延展”、“类存在的扩充”等方面论证了民事主体制度和理念正经历了一个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发展历程 ,并指出了此过程背后的原因。     

主体班案例教学方法探析

当前．我校正在进行主体班的研究式教学改革，而案例教学是研究式教学的一种有效形式。案例教学是一种以解题为导向．注重从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开放式培训方式。这种培训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重在培养学员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将知识传授与公务员能力建设较好地结合了起来。本文通过近年来在主体班案例教学实施中的体会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步

虽然说要想在一届政府任内在中国建立一个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从改革现行的财政习惯切入,当能有效加快这一体系的建设速度。2007年10月18日午间,中国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黄花场村一组的一小块荒坡上,一对年过古稀的老人,脚上都穿着有些褪色的解放鞋,弓着腰,在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红薯。老妇人一头白发扎着黑色的发箍,远远看着特别显眼。他们是黄花场村一组的农民苏贤贵和熊祥英,分别是74岁和81岁。     

和谐乡村建设与家族社会参与策略

构建和谐乡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作为内嵌式结构和根基历史的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内在因素。家族的当下功能是要为构建和谐乡村服务。实现这一功能的现代性转换,必须实施家族社会参与的表达策略:在法制框架内以和谐为行动取向,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乡村自治等。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从法案到法：程序及其完善

从法案到法的阶段 ,是指“由法案提出直到法的公布的一系列正式的立法活动所构成的立法阶段” ,它是立法主体通过法定程序产生正式立法文件的阶段 ,须经历提案、审议、表决、公布四项主要程序。(一 )提案阶段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程序及其完善所谓提案 ,是指享有立法提案权的机关或个人 ,依据法定程序向有权立法的机关提出关于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规范性立法文件的活动[1] 。其核心内容是立法提案权的归属和行使。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有权向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议案的主体有 :大会主席团、常委会、各专门…     

谁来监管国企破产

由于监管主体的模糊不清和制度设计的缺陷,一些处于破产与改制过程中的国企常常成为少数人吞噬国资的盛宴,淄博电器设备总厂的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正在开发的"淄博首席别墅级景观名宅—"城市风景",位于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今年五十多岁的石广元,生活极其穷苦,几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高尚住宅",但他还是忍不住经常来看上一眼。眼看着5座大楼在一天天长高,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     

现代性重建进程中的法治变革趋向

随着现代性的时代发展,现代性反思和重建已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境遇下,现代法治也开始发生了重要变革,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规则秩序、互动平衡的功能取向、反思回应的程序主义诉求等发展走向。因此,我们应立足于现代性反思和重建的时代关怀,积极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骗购外汇犯罪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案例一 :1997年 9月 ,王某以天津鸿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中国人福新技术开发中心进出口三部 (以下简称“人福中心”)。 1997年 9月至 1998年 5月间 ,王某先后从他人和公司的用汇客户处 ,以高于国家外汇牌价的价格 ,汇集购买外汇的人民币 10 .9亿余元。后用其中的人民币 2 0 0余万元 ,向他人购买伪造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30 0余份 ,并组织他人利用计算机及相关技术印制厂与伪造的报关单相配套的假合同、提单、发票等 ,在伪造的合同等单据上加盖私刻的印章并伪造了中英文签名。王某利用 2 84张伪造报关单及配套…     

政协建议得到采纳 常州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日前,中共常州市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意见》,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这是市委采纳市政协建议,以"大调解"为基础,综合运用多元主体、多种方式和专业化调处方法来应对社会矛盾多样化、专门化和扩大化趋势,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制度化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