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约束及其合法性研判

作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经贸外交成果,《美墨加协定》被称为是美国21世纪贸易协定的新范本。《美墨加协定》延续了美国对贸易对象国进行区别对待的传统,对非市场经济国投资者和国有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开始在区域层面推广针对非市场经济国的"毒丸"条款,这严重损害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美墨加协定》非市场经济国的特殊规则违反了条约不对第三国施加义务、区域贸易协定应更自由化以及善意原则、禁反言等国际法规范。基于此,应从国际法角度认识并解决《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不当约束。作为利益相关方,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回应所谓"非市场经济国"的指责,另一方面以维持和完善公平竞争秩序的方法推进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并以法治的理念深化中国和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坚定不移地捍卫全球化。     

非对称条件下的俄美关系思考

随着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总体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俄美战略失衡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在非对称条件下,俄罗斯仍时常对美国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呈现出与国力对比不符的双边互动态势。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自我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出于维持全球性大国形象的目的,在美国延续对俄罗斯遏制战略的背景下,俄罗斯愈发倚重包括战略核打击力量在内的国防能力,并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努力在大国关系中纵横捭阖。执行这种力有不逮的外交路线,对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弊大于利。     

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

2008年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为总结归纳冷战后20多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实为由六大类问题构成的所谓"朝鲜半岛问题"的综合性表现。其中,有关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问题,对于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具有首要的意义。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周边大国构成的国际关系系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联系。因而,这些国家周期性的国内政治变化和政策调整,以及对朝鲜半岛的长远战略目标和诉求,使得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表现出周期性和连锁性特征。尽管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但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内容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朝鲜半岛局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两到三年内,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仍将继续显现。     

美国对日本的认知转变与策略调整

<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一年多来,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使日本与邻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而且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美国究竟如何看待安倍的强军修宪路线和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又如何应对安倍不顾美国利益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狂妄之举?美日关系究竟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正日益成为亚洲国家和     

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

<正>中美应当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12年年初以来,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美国领导人做出回应的重大议题,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按照中方的说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政府绩效评估何以催生基层繁文缛节负担?——基于多层级治理视角

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为己任,力求破除繁文缛节、实现绩效改进;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考核评估行为反而成为繁文缛节的诱因,产生沉重的规则负担和行政成本。本文从目标设置、过程监测和结果利用三个维度,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如何在多层级治理情境中催生基层的繁文缛节：第一,绩效指标在压力型体制中层级分化,规则类指标取代结果类指标成为基层的中心任务;第二,多层级信息困境导致督查巡查成为关键监测方式,将规则类指标进一步变现为基层政府的行政负担;第三,负向激励和满意度评价的不可控性扭转了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以繁文缛节规避问责风险成为其策略选择。基于此,未来政府绩效评估应从优化内部反馈机制、推动外部有效参与和精细化管理等方面调适改进。     

基于多中心合作治理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失灵,产生了对多中心食品安全治理的制度需求。目前,我国建构食品安全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应改变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构筑食品安全社会参与治理的基础,促进食品企业的自我规制,构建第三部门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体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