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的“错位”很可怕

深圳住房和建设保障局日前表示，此前下发的有关“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的讨薪行为”、否则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通知属于“行文错误”，为此向社会大众尤其是农民工表达歉意。该局还表示将立即撤回该通知，进行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主旋律的“梧桐树”何以引来“金凤凰”——近年来作家艺术家队伍的新变化

近年来,主旋律作品大放异彩已是文艺界不争的事实。从电影《张思德》、《云水谣》、《梅兰芳》、《叶问》,到电视剧《闯关东》、《戈壁母亲》、《士兵突击》、《奋斗》乃至话剧《立秋》等等,这些票房屡创新高、荧屏持续热映、舞台盛演不衰的精品,不仅具有积极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而且艺术上响当当、站得住,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主旋律走向大众审美,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把社保卡办成“大众卡”和“神州行”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计在今年内统一发行6亿张社保卡，取代各地自制的社保卡。届时，社保一卡通将会变成“全国通”，畅游整个神州。     

娱乐业里的话语权

在电视娱乐这个特定空间里,明星与草根、精英与大众的话语争夺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显得更为清晰。选秀中的精英与大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但它背后的逻辑却具有参考价值:疏离、对峙、和解,进而达成共识,这或许正是现实社会可以从娱乐业中得到的启示。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中的大众形象解读

大众形象问题在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费斯克综合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大众形象的理解和把握,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大众形象定义。从文化生产者到文化反抗者,从文化反抗者到日常生活者,这就是费斯克大众形象定义的逻辑进路。费斯克通过对大众形象的定义恰当地揭示了大众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关系,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论的误区。费斯克的大众形象定义对于我们理解大众和大众文化具有重要启示。     

农村受众在当前大众媒介下的话语权状态分析

本文以东北地区农村受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发放问卷进行抽样调查的形式,从农村受众的媒介话语权现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农村受众在当前大众媒介下的话语权状态。笔者主要从农村受众的涉农信息状况、银幕形象状况、运用媒介话语权状况以及对大众媒介的看法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受众的信息资源相对短缺、银幕形象与其期待有一定落差、媒介话语平台较为匮乏、对媒体责任的认知存在偏差。增强并完善大众传媒在农村受众媒介话语权缺失方面的责任,建立农村受众与大众传媒之间和谐、共赢的媒介话语权关系,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危机隐藏在社会事件中

道德和人性的高尚必须以健全的司法制度作为基础,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危机及司法理赔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多重缺陷和漏洞,已经成为政府所要弥补的当务之急。     

大众媒介与观念变迁

观念变迁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大众媒介在促进观念变迁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转变了人们的利益观念,从以前的羞于谈利益转变到现今合理、合法、合情地追求利益;它转变了人们的权力观念,从原来的全能主义权力观转变到现今权力有限论;它引导人们从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转变;它也促进了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     

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 ——评陈立旭《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

在国内学界偏重法兰克福学派,相对轻视伯明翰学派的背景下,展开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显得非常紧迫和十分重要。陈立旭教授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正弥补了我国引介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这一理论短板,为我们置身于中国语境研究大众文化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视角。在书中,作者不仅深入地解析和评述了西方不同的文化研究流派及其利弊得失,而且也深入地探讨了这些流派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广场到身体:当代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状况的嬗变

1949年后,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挫折,到复兴,再到政治冷漠的演变历程.这个演变历程,深刻制约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1990年代以后的青年的政治冷漠,可以从同一时期兴盛发展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其原因所在.本文还对青年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及其可能的出路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