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与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比较

中国与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养老金制度改革,改革后二者均形成了现收现付与个人账户共存的混合养老保险制度:阿根廷的统一退休养老金体系与中国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国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均遇上了一系列的问题,阿根廷更是在2008年宣布退回到现收现付制度中。本文分析阿根廷养老金改革转向的动因,以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各种因素为分析切入点,通过对阿根廷最近两次养老金改革进程中问题与政策的详细分析,指出阿根廷的养老金改革是为了实现养老金制度目标的理性选择——在阿根廷国内条件下,现收现付制度较之个人账户制度是更优的选择。最后,文章分析了阿根廷养老金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为完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可供借鉴之处。     

试论单位(法人)犯罪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新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内容,这一问题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单位犯罪的提法欠妥,应使用国际通用的“法人犯罪”概念;单位（法人）犯罪主体不应包括个人投资的独资企业和国家机关;应增加单位（法人）犯罪的过失罪过形式和单位（法人）共同犯罪的立法;应进一步完善单位（法人）犯罪的处罚制度。     

浅议专家建议稿中“夫妻财产制”的规定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种类、时间未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内容与现实有脱节。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形式、效力简单 ,可使约定的条件“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流于形式。变更与废止夫妻财产制的约定不可同一而论。“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获得的财产”与“一方享有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期待权”的区别 ,在当事人试图解除夫妻关系时 ,根据不足。涉外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的规定 ,形同虚设。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发生职务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开展预防工作的经验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随着四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逐渐加快,职务犯罪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在国有企业中开展预防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国有财产安全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重点。     

论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

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的克减是体现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理念的反腐制度。只有从宪法层面理解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才能把握这一制度的实质。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公职人员财产隐私的公益关联、防止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和公职人员对社会道德风尚引领是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制度证成的基本缘由。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社会舆论监督和克减限度等制度构成。我国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制度存在空、散、乱、偏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公职人员克减制度,是我国从源头上根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地方官员何以晋升:激励与选择

对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文献研究由来已久。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官员晋升领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就晋升锦标赛层面的功绩制晋升争论、硬指标考核下的淘汰型政治激励以及投资中博弈所带来的多任务应激结果出发,已有研究既有着相当的学术贡献,但又存在着分析层次、对象差异、操作机制以及实证方法等层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标尺赛、锦标赛、资格赛与淘汰赛四种竞赛模式解构了官员晋升,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可供深化的方向。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悉尼大学治理结构综合改革阶段性案例研究

大学治理结构改革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如果一所大学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形成了极端的学术自由和行政僵化等问题,那么单一的行动路径无法实现综合改革目标.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竞争和挑战,促使跨学科、多学科教学和研究成为推动改革的必然力量.悉尼大学长期以来被学术壁垒、低水平的教学重复化、行政机构重叠、经济管理等问题所困扰.为了打破学术壁垒,实现大学整合,悉尼大学治理结构综合改革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如何设计出合理化的改革图景,大学的领导和领导者的思想影响都需要经历长期的变革,在这些方面,悉尼大学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启示.     

物权公示原则对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掣肘与妥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家庭、婚姻的观念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往往会通过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方式明确夫妻财产归属.我国《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充分肯定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合法性,体现了《婚姻法》对夫妻意思自由的尊重.但是,鉴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制定,协议的履行均在婚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履行,夫妻在制定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后,往往不会对所分财产的移转占有和变更登记,由此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议.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起的物权变动与我国《物权法》第9条、第23条发生了冲突.基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应肯定财产分割协议对内部的效力;基于民法体系的完整性,物权公示原则宜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外部效力进行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