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疫情防控工作中违纪违法问题55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职责,深入防控一线主动作为,以有力监督推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有效落实。截至目前,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渎职、挪用救援款物等违纪违法问题55起,查处不担当、不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36起。省纪委监委转办督办疫情防控信访举报39件。     

司法与民主的对冲与平衡:对司法问责的审视

司法问责植根于司法与民主之间对冲和平衡的原理及实践。司法问责中包含着司法问责的正当性、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司法问责结果等基本内容,并在类别上体现为法定性问责、公权性问责、社会性问责,而司法选任和司法惩戒则合力构成了司法问责的制度性基础。司法问责的理论内核表现为意图对民主权力行使同司法权合理运作之间的边界和维度进行有序勾勒。任何一国司法问责的具体操作都需立足于自身政治体制中司法与民主之间的现实基础,而逐步对司法权属性和运作、国家权力配置和格局、问责基本内容和要求等予以合理审视和考量。     

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廉政风险分级预警机制

“小官大贪”现象发生在群众身边,离群众最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形象。“小官大贪”虽官职不高但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往往是所在单位“一把手”或者直接负责人,主要集中在权力和资金密集的领域。“小官大贪”现象的治理成效是人民群众判断评价反腐败斗争成效的重要依据。要下重拳出击,严惩严治“小官大贪”,应通过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规范权力运行体系、增大腐败成本、强化基层干部风险意识等措施,让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习惯在监督下工作、习惯于依纪依法依规办事,进而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长效工作机制。     

对症下药治理为官三不为

探索通过健全容错纠错机制破解不敢为的意志障碍,健全激励问责机制破解不愿为的态度定势,健全学习提升机制破解不能为的能力恐慌,推动三不为干部向敢作敢为想为愿为能为善为转变,形成敢想敢干,积极有为的健康氛围,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遂宁:专项整治职业技能培训乱象

2010年至2019年,遂宁投入职业培训补贴资金1.75亿元,进行技能培训21万人次。但当地不少企业“用工难”“用工荒”等问题仍十分突出,抱怨“他们(培训机构)培训出来的人根本没法用”。这种抱怨既通过调研反馈到遂宁市委主要领导那里,也被巡察组巡察发现。2019年底,遂宁市委巡察组在针对遂宁市人社局的一次巡察中发现,通过当地培训机构输送的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职业技能。巡察进一步发现,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存在虚报骗补现象,相关监管人员存在失职渎职情况。“该检查的不检查,或者检查走马观花,明知造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针对这种状况,在全市开展职业培训领域专项整治行动,打击培训机构虚假培训、空壳培训和主管部门干部失职渎职、贪污受贿等问题,让民生资金真正用于民、惠于民势在必行。为此,巡察办向市委作了专题报告。随后,一场针对培训领域的整治就此展开。     

深化河湖长制落实 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河湖管理和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全面深入推进河湖长制落实,建立了完善管用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出台的河湖长制考核问责办法,得到中央深改办的充分肯定。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个伦理课题,有着深厚的伦理价值：内含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内含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能克服经济人＂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的一致性,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     

对我国责任政府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应然价值取向。然而,当前我国政府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构建。通过培育责任行政文化、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和加快培育公民社会等措施,可以更新政府执政理念,实现问责制度化,夯实责任政府构建的社会基础,最终达到完善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目的。     

各地

从今年5月1日起，银川市公职人员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除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外，应当问责的，要予以问责，严重者可能被停职、免职。     

治庸治懒：官场“内伤”如何治愈

近日，湖北、湖南、山西、新疆等多地刮起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湖北不仅开始了“治庸问责”行动，还专门设立了“治庸办”，来治理官场中吃、拿、卡、要等50种不良行为，以及得过且过、业绩平庸等10种“庸病”。湖南也专门出台文件，规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