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社会责任论

小到个人，大到组织，都是社会一份子，具有社会属性，都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让社会的每一个份子都意识到自己身负的责任，并自觉地承担起来，建立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同价值观。公证机构不仅是社会的一份子，更是政府职能的社会承担者，如何发挥公证预防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管理职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现阶段整个公证行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认清责任 竭诚服务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贡献——赵大程副部长在“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主题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和法律援助工作（以下称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能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司法部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系统集中开展一次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实践活动，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开展这次活动进行动员部署。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构筑“和谐公证”（上）

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背景下，一切都应当以和谐为最终目标。公证工作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因此应当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服务和谐社会为己任，增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消除阻碍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群众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如何凭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落实还贷

放贷容易收贷难。时下，贷户丧失信用、造成贷款违约、逾期不还的现象时有发生。讨债难、收贷难已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对贷款抵押物通过公证处公证的做法已成了财经金融部门的共识。但对如何凭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落实还贷的执行问题，无论在金融界还是司法界，至今尚未引起应有重视。     

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侵权法的社会功能包括惩罚和预防功能,甚至有很多人主张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全面引入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但是,在现代社会,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应是填补损害,传统侵权法中的预防功能已经成为填补损害的反射作用,惩罚功能在侵权法中已消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

从公民资格权利发展角度考察我国的社会转型有利于分析、解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宏观发展轨迹。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取得了一定进展: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公民权利内容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践使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充实,社会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尚处于探索当中。从宏观角度看,公民资格诸权利呈现出分化发展和相互推动的特点;国家主导制度构建与公民积极行使权利构成公民资格权利发展的双动力;户籍制度对权利的分等作用弱化,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的普遍化进程加速;程序性权利的设置与保障仍然不足,呈现出探索性特征。     

回归与重构:服务行政在中国的源起

服务行政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截然不同的行政类型,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即以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负责为己任,但这种全面负责以牺牲个体的主体性为代价,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因此,服务行政顺理成章地出现于从全能政府回归有限政府的改革过程中。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