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政名师

张森年,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系主任、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理事。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知识考古

本文对《大宪章》连续性问题进行了知识考古,展现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偶然性、物质性和不连续性。中世纪流传的是1225年《大宪章》而非1215年《大宪章》,而1225年《大宪章》并没有税收和议会章节,这一断裂延续了三百多年。16世纪出版的“伪”1215年《大宪章》被认为是权威文本,并经柯克的解释与1225年《大宪章》相联系。英国人由此认同1215年《大宪章》确立了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原则,并认为相关原则通过1225年《大宪章》从中世纪延续到16、17世纪。“《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因而成为“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核心证明。19世纪,1215年《大宪章》正本被发现,“伪”1215年《大宪章》被抛弃,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并未被正视。威廉·斯塔布斯修正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使之与“《大宪章》起源神话”一起成为辉格史学的核心,《大宪章》也继续成为英国宪法史的核心。对“《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知识考古,是厘清《大宪章》真实与神话的关键内容,也是重构宪法史、法律史和政治史的基础。     

西藏百年桥史

根据各地地形条件的不同,西藏境内过去有石桥、木桥、溜索桥、藤网桥、铁索桥等,在江河、峡谷上架起一座座飞天“彩虹”,为当地人民出行往来提供了便利。但是,有桥并不等于就能平安通达。清代诗人吴升对过去雪域高原高山峡谷地区溜索悬渡的惊险境景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上无一发可援手,下则百丈奔惊龙;身如云滔脚绵软,达岸回视人飞空。……作为西藏地区最大的城市,解放前,拉萨及周边的农村曾经有赤桑桥、门仲桥、格桑桥、顿觉桥、“夺桑”(石桥)等六七座大小桥梁,方便市民出行。一地处城外的堆龙赤桑桥原本是一座木便桥,是拉萨通往后藏的必经之…     

两宋法律中的田宅细故

两宋时期的史实证明,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实践都非常重视财产问题,旧说将田宅视为细故只具有伦理上的导向,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代对财产问题未采用民法调整方式,乃是由于中国传统更加重礼治和人治,并以此解决私人财产纠纷。     

《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

《万国公法》是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西方国际法学著作 ,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同治三年 (1 86 4)京都崇实馆本。该书首次将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思想观念以及概念术语带入中国 ,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     

发生在上海滩的一起跨国拆迁案

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起著名跨国拆迁官司,在中国现代法律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一名中国业主因对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强拆决定不服,与之对簿公堂,并最终获胜。     

静观中国法律的“内”与“外” 读梁治平自选集之《法律史的视界》及《法律何为》

他从高校到研究所,有意疏离学术圈子,他自己称基本上不参加法学界各种各样热闹的学术会议,也拒绝受既有的具体学科和专业的束缚,他把这叫做双重边缘化。可能正因如此,他才得以跳出法律看法律,才会立足于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的法律文化观,将法律现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