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的天下观：以1368—1428年中越关系为中心

1368年到1428年间,明朝对安南的政策经历了两次转变,分别是洪武时期的宗藩关系到永乐时期的郡县制管理,再到宣德三年回归到宗藩关系模式,这次政策调整基本确立了明朝与安南的外交模式。明朝士大夫群体内部对安南政策的调整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1428年改安南郡县制的直接管理方式为宗藩朝贡模式,终明之世,赞同与反对的两种声音一直存在。但是从嘉靖朝开始,明代士大夫对安南问题的主流观点是坚持两国之间稳定的宗藩朝贡关系,对两国疆域具有清晰的界定,放弃宣化安南的努力,对安南作为＂他者＂的认知固定化和清晰化,最终形成＂详内略外＂的外交理念。安南政策的调整印证了明代士大夫观念视域由＂天下一统＂的理想主义逐渐缩变到关注＂国家＂内部的现实主义;明代的外交政治风格也开始由＂开放＂走向＂保守＂。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招好棋——公安南开分局开展轮岗交流激发干警活力

近年来，公安南开分局党委按照有利于干部增长才干、丰富经验，有利于合理配置人才、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有利于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深入推进干部轮岗交流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     

“不代表任何国家”的中国外交家

他曾是擅长以幽默化解火药味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后来成为不代表任何国家的中国外交家。 在联合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那一天，权力真空被他这个中国人填补。 安南称赞他推进的联合国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     

透明体折射的光芒——从长宁试点看地方党委全委会结构

进一步扩大全委会权利,完善市县党委议事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全委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中央、省委对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要求。     

真实的科菲·安南和联合国

他从非洲小国走上了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他成为战争世界中的和平使者，他缔造了联合国的辉煌时代，他被誉为最可信赖的外交官。科菲·安南第七任联合国秘书长．2006年12月31日正式卸任．结束了他为期10年的秘书长任期。     

日本急于“入常”遭碰壁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是日本现代外交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日本社会的一大梦想。从去年开始,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方案后,日本政府即展开积极的国际游说工作。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4年9月20日向联大发表演说时即明白表示:“我国认为,日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已为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前后的两次云南地方起义

“云南有两个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     

清代越南政治避难者问题初探(1644—1885)——兼论“一个安南(越南)”原则

1664—1885年间 ,由于政治原因进入中国的避难者成为越南侨民的一个重要群体 ,但目前学术界对此鲜有论述。这一时期 ,越南的一些地方势力首领、农民起义领袖乃至王室、贵族 ,前后有八批入华政治避难。对于这些特殊的侨民 ,清政府的态度、安排方式各有不同 ,这种不同中又贯穿着共同的原则 ,即在宗藩关系的前提下 ,坚持“一个安南 (越南 )”原则 ,尊重安南 (越南 )主权。而越南各王朝作出的不同反应 ,则反映了当时该国对这一原则的认同和对宗藩关系的维护 ;1885年后法国的追查行动 ,则表明它对中越两国以宗藩关系为纽带联合反殖反帝的恐惧。     

老实人潘基文

潘基文捡起最能控制又能得到当事方合作的部门进行改革,不去碰安南几度伸手却被烫伤的安理会改革计划。从他出访的议题可以进一步看出,潘基文相当完美地立足于秘书长本位,没有表现出越位的冲动。     

论明朝万历时期对安南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

摘要：明朝万历年间,因中兴黎朝在郑氏掌权下逐渐崛起,并将莫氏余党驱赶至高平一带,导致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再次出现波折。明朝政府将安南事务的处置权交给了两广地方官员,陈大科、杨寅秋等官员在与安南各政治势力及地方土司的交涉中,逐步确立了“不拒黎、不弃莫”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明朝晚期对安南实行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首先是确保安南境内在特定时期只能有一个接受册封的贡臣家族,即接纳实力派中兴黎朝,承认其为安南唯一的贡臣;其次是尽最大可能保护旧贡臣家族的人身安全,即同时又维护旧贡臣莫氏,将其安插于高平地区,作为安南境内一个独立的“统治特区”。这一政策是对嘉靖朝安南政策现实主义倾向的继承和完善,是一种有差别的“双重承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