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终南山跑官去!

古人求仕跑官之路,要么靠自己,金榜题名走正道;要么靠父母,受恩荫,当国舅,一步登天;要么靠真金白银,花多少钱、买多大官;要么靠胆子,先做贼,再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不过,宋代种放走的却是一条通幽     

论苏轼金山诗的禅宗因缘

苏轼漫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及金山寺写下了十几首以金山为名的诗歌。苏轼金山诗连绵贯穿在其一生坎坷经历之中,诗中深切表达了与金山寺僧侣们的深厚情谊,着力描绘了金山佛寺内外幽静高妙的风景,抒发了深刻的禅理妙趣,成为后人综合研究苏轼丰富的禅宗思想及佛教文化的重要来源。     

宋人罕言比兴论

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核心。感物兴情,发而为诗,是唐代以前诗人共同遵循的作诗原则。但宋代诗歌却少用比兴,这与他们主＂务内之学＂、强调＂以意为主＂、重视＂学人之诗＂、追求平淡诗风等有密切关系。但宋人诗学并非罕言比兴,且将比兴手法大量运用于词中。     

苏轼与秦观相知相契探因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与秦观从相识到相知,又到如此的相契,这是由于苏轼与秦观的家庭教育、人生经历、宗教态度、诗词创作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或相通之处。探讨苏秦相知相契之因,对理清苏轼与秦观的关系有裨益。     

Vernacular Litera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DESPITE constant threats from nomadic regimes in the north,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managed to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xpand ,international wade and foster a industry. Breakthroughs were made in printing, papermaking, weaving and seafaring among other sectors, paving the road for a general boom in commerce. This is the period when the world＇s first paper currency. Jiaozi, was invented and circulated.     

因法便民 为民自重——苏轼人本法律理念的现代解读

苏轼作为旷世奇才,其思想壮浪纵恣于儒、佛、道三家之间,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以儒学"济世爱民"的民本思想为基点,提出诸多"恤狱慎刑"的良策;他时刻关注民命,突破刑罚万能论的思维模式,主张通过道德教化达到社会和谐的效果;他时刻关注民生,突破"重义轻利"的传统说教,提出义利并重、先富后教.这些充分地显现了他"为民自重"的人本精神及其明德亲民的人格魅力.     

虎年话虎枕

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品种,以式样繁多、装饰精美享誉古今.唐代以前的瓷枕以长方形居多,纹式较入简单.宋代以后,随着造瓷工艺的进步,瓷枕造型日益增多,装饰方法丰富多样,刻花、划花、易花、堆塑、雕镂、彩绘异彩纷呈,精美的瓷枕宛如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古代的信访制度

学者研究表明,尧舜时期设立进善旌、诽谤木、敢谏之鼓;周王朝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期出现了公车司马、周鼓上言变事和诣阙上书制度;魏晋时设置登闻和华表木制度;南朝设有谏鼓和谤木;北齐时期正式出现了"邀车驾"的上访形式;隋代设置了谒者台,并继续保留谏鼓制度;唐代继续设有肺石和登闻鼓,武则天时还创设匦使院;宋代先继承了唐代的登闻鼓和匦使院两个系统,后又演变为登闻鼓院、登闻检和理检司等信访机构;元明两代继续保留登闻鼓与邀车驾等信访制度;清代出现了叩阍与上控等信访制度等.     

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

雕版印刷技术促使宋代出版业迅速发展。为禁止当时的盗版现象,宋代一些营利出版商试图寻求官府的保护。出版商的努力反映了基于私人知识财产的版权观念已经产生。然而,宋代的版权形态仅仅表现为某些营利出版商的版权利益主张与个别地方官府偶尔、零散的行政庇护相结合。出版商的行为并没有导致版权法或知识产权制度的催生。对此,郑成思认为是由于传统社会经济未得到发展。安守廉则认为官府有关版权或出版业的行为只是反映帝国控制思想传播的努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中世纪对出版业的控制程度远甚于宋代,版权法却首先产生于英国。与宋代出版商不同,西方私人出版商的出版特权与政府的出版管制密切相联。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出版特权成为稳定的制度。各种因素促使出版特权制度转变为后来的版权法。中国古代无法发展出一套版权制度与当时的集权/极权政治相关。     

宋“军”设置数量考辨

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单位,军在宋代有直隶京师与隶于府州两种。以宋史地理志为据,结合宋人地志和历史文献,以及今人研究成果,可以确认,宋代三百多年间先后设置过130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