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社会网络探论——基于祖籍、居住地与安葬地的分析

文章以祖籍、居住地、安葬地的变迁为主线,探讨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的社会网络,指出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在全国士人社会中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成功的士人大多来自于发达地区,或者迁居于发达地区。同时,文章比较了湖北与湖南士人社会的差异,揭示了湖北士人社会对外,尤其对北方的依附性更强,本土士人社会建设更差,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湖南士人对南方士人社会依附性较强,本土士人社会则稳步兴起,加之大量流寓士人的本土化,使得南宋湖南士人社会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     

含山轧蚕花

江南四月蚕花红江南四月,正值清明,这是一个属于蚕乡的时节。含山,地处浙北三大水乡古镇——乌镇、南浔、新市三镇的交界处,海拔64米,依运河而立,孤峰兀峙,状如巨螯,螯有含物之意而得名。民间传说含山是蚕神的发祥地或降临地,素有"蚕花圣地"之美称。唐代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山上就建有"含山寺"和"蚕花殿"。宋代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建成含山笔塔。长期以来,含山周边区域蚕桑习俗     

习近平：从陕北的山沟一路走来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人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也是接任上海市委书记7个月后、近日刚刚当选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之一。在过去的7个月中，习近平带领上海党政干部积极投入中央交待的“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宋代对蕃民经济犯罪的惩治——以西北边区为中心浅析

由于边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错综复杂,宋朝对边境地区蕃民之间、蕃汉民之间及其番商跨境贸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其范围包括土地、商品、茶盐、钱钞等诸多方面,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经济贸易法规,对蕃民私贸易活动予以严惩.     

苏轼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中）——苏轼的人生理念和从政实践的再认识

然而作为新宰相的王安石似乎在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进策”时．就认为与其“学术素异”的苏轼一旦大用就会防碍变法。所以从苏轼还京伊始就没有丝毫争取他重用他的意思。相反地将这位有着制科三等并当过一任地方官光荣履历的苏轼。安置于直使馆判官告院闲职，并在后来屡次打消神宗起用苏轼的动议。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苏后来交恶、敌意首先发自王安石一方。可以说．王安石基于苏轼的资格声望和学术见解．为了自己的变法顺利进行而有意抑制苏轼在政治上的发展，按宋人钱世昭的说法，是忌“子赡为宰相耳”。倒是司马光在努力地为苏轼争回这份公道．在神宗面前多次推荐苏轼未果。相形之下．其秉性的公正显得更值得信赖。从另一个角度看司马光举荐苏轼未必出于拉拢之目的．王安石为自己制造政敌确是事实。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之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重要作家,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词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词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的苦恨执著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火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而稼轩悲愤。     

毛泽东眼中的“第一奇文”

毛泽东读《新唐书·马周传》时，在马用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写给唐太宗的一份奏折上写下了这样的评点：“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在这里，毛泽东指斥宋朝苏轼等人的文章为“纸上空谈”，而把马周的一篇奏折盛赞为贾谊写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之后“第一奇文”。马周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值得一代伟人毛泽东如此推重呢?     

苏轼创立新词派诸因素散论

苏轼创立“豪放”词派,在词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从前代词人的艺术成就,北宋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家个人的艺术素养和创作个性等方面分析了它们对新词派的影响,论述了创立新词派的主、客观因素。     

“苏辛”二人词风不同之根源——浅议思想性格和创作手法之不同

文学史上常将苏轼与辛弃疾二人的词并提,二者也确有相似之处,如都打破了婉约的一统格局。苏轼开拓了豪放词风;辛弃疾独创"稼轩体",确立了豪放派。但二人也有明显的同中之异。仅从苏轼和辛弃疾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创作手法方面来浅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