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法律信仰：朦胧而真切

伯尔曼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名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无数法律学者所引用，并似乎受其启发而突然为中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找到了恰切的解释——中国人缺乏法律信仰，并进而从不同角度探寻缘由：从经济状况看，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抑制了中国人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特点

个体家庭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形成的。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有自己的特殊路径，这就是直接由家族至国家，形成家国一体的宗法制。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家庭伦理有自己的特点。一、家庭伦理是宗法人伦人伦，中国人常称为“天伦”，意思是说它是人最自然不过的本性与本质关系。氏族制和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关系，原是人的自然血缘、婚配和长幼等亲属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纽带，他们之间的情感与相互扶持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自然的。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等。但后来确立了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与“仁”的文化，这种人为的文化创造改变…     

《左传》鲁国女性悲剧命运叙事

学界对《左传》中的女性多有述及,但对《左传》中的鲁国女性却尚未有人研究。《左传》中的二十七位鲁国女性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悲剧命运,究其悲剧根源,则在于鲁国封建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在于她们对宗法伦理观念的自我认同。     

俄罗斯法治进程中的核心文化因素及其影响

在俄罗斯法治进程中，专制政治传统和以东正教为核心的宗教传统这两种核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在俄罗斯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法-专制”型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通过各种文化因素以“合力”的形式作用于法治的运行层面，这种文化核心因素作用下的俄罗斯法治进程异常艰涩。在当代俄罗斯法治进程中，传统的文化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为“俄...     

论中国传统诉讼中的宗法伦理原则

中国传统诉讼的运作过程充满着浓厚的道德色彩.宗法伦理原则贯彻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及司法活动的情形集中体现为相隐不为罪、依服制审判和宗族法的特殊作用.它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性格与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内在精神.     

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影响

本文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仁政思想和宗法伦理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实现有负面影响,如反对公平效率和"性善论"易造成泛道德主义;而且与法治精神相悖。如何化解这些负面影响或使其最小化是中国法治实现的关键。     

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乡村村落的改造与重建

中国传统的乡村村落是前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它是社会现代化的障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政权,通过集体合作的经济社区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空间、阶级关系纽带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国家政权的直接监管取代村落自治、中共意识形态取代儒家伦理等手段和环节,采用正确的路径和方法,对传统乡村村落空间进行了有效的改造,终于将村落这一宗法社会的核心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     

中国古代调解制度若干问题浅析

调解制度贯穿于中国古代法制的始终,是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中极有韵味的组成部分,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调解是中国古代法制"最显著的特征"。古代调解制度运用的范围主要是民事纠纷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制思想的角度探析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方式以及存续原因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