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不老的公益领袖

2010年底,我们再见到徐永光时,他已然是慈善界的大佬了,掌管着上亿元的知名基金会,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收获掌声,现在他的身份虽然只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秘书长,但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各种场合的集会几乎都会给徐永光留一席之地。     

官办节庆背后的“政绩焦虑症”

节庆活动过多过滥，所体现出来的浮躁心态和投机心理，也折射出地方官员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症”，由于政绩唯大的功利思维与短视倾向作崇，而只图一时政绩却不思后效，其心焦的是职位的升迁。     

贵州工业的形成和发展

贵州现代工业的形成 19世纪末期,近代工业开始在贵州省内出现。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府的一部分官僚集团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波及到贵州,贵州即出现了一批官办企业和手工业。1855年,日本人井上到镇     

官权民授与民事官办

权力观、事业心问题,是当前干部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大量的事实证明,权力观的考验。是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最现实的考验。因为权力往往与地位、利益相联系在一起。加强权力观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解决理想、信念问题,增强组织观念、宗旨意识,加强事业心、责任心,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道德治理角度审视“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一定意义上是国民政府的道德治理尝试,缘起于政府军事高压统治面临困境,蒋介石"道德救国"论的影响,以及试图效法德国日本靠强化国民道德知识实现国家强大。"新生活运动"在施行过程中成为典型的"官办政治运动"。反思其失败的主因是对道德精神力量估计过高,参与者的内在动机不足。     

官办抑或民办:中国慈善事业在网络化时代的变局

围绕官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线索,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慈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官办"慈善"垄断与民间慈善消失阶段(1949~20世纪80年代末)、官办慈善主导与民间慈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11年)、官办慈善危机与民间(网络)慈善壮大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以后的慈善变局,是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历史纠葛在网络化时代的集中爆发,是机会建构的产物。通过雅安地震灾后官办与民办两种慈善组织的募捐行动对比,能够管窥这一变迁过程。面对线上新格局,中国慈善事业将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两种慈善组织的互动中,可以探索"三步走"的规划,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性路径。     

互联网对官办慈善组织的互构式影响及其边界

官办慈善组织近年来在网络上的表现是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事实上,这一话题可以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学术脉络上找到链接,并且,由于互联网丰富的社会属性,能够有效扩展既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技术与组织互构的基点上,可以发现互联网与官办慈善组织的互构主要包含两点:一是互联网对于官办组织的改造与影响,主要表现在慈善生态、组织内部治理状况、公信力重建、制度建设等方面;二是官办组织对于互联网的吸收与选择,能够在社会化逻辑与垂直管理制度、开放性逻辑与专业化趋向、注意力逻辑与科层文化这三对互构机制中表现出来,同时,在互构发生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其作用边界。只有技术与组织相互作用并相互协助的时候,才能达成最好的效用,实现技术革命。这对认识当前官办慈善组织的变与不变大有益处,并有利于规划官办慈善组织在网络化时代的新发展。     

公信力危机与改革:我国慈善组织的困境与出路

近十年来,我国慈善组织在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蓬勃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由郭美美事件等众多慈善丑闻引发的公信力危机,正在给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究其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实行官办慈善体制,以及在这种体制下,官办慈善组织的监管缺失,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受限以及信息不透明、问责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我们在挖掘和分析当前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使慈善事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将官办慈善和民办慈善相结合,共同服务于我国现代慈善事业。     

我国半官办社团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以行业协会为例

半官办社团是介于政府全权控制和组织独立自治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是政府权力收缩和社会自主能力增强的反映。行业协会等半官办社团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发挥了作用,但其组织自身的发展仍存在着问题和困难。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举的制度变迁模式可以为半官办社团的发展提供良性的路径参考。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四川农村民间组织培育

统筹城乡发展不仅包括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也包括统筹社会发展.农村的落后不仅在于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也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发育的落后,即社会组织化程度很低.统筹就是实现均衡.让农民组织起来,主旨是让农民获得大体公平的发展条件和环境,拥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机会和途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使农民感到需要组织起来,而且使政府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四川农村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并顽强地发展着,这些组织主要的和大量的是经济组织,它们对于发展生产、化解矛盾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们尚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不是对抗而是合作.总体上看,农村社会尚存在组织化程度低和组织得不规范的状况,其组织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并不成正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