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最先登台

野史少避讳，便有更多的真实。清朝官吏的腐败和舞弊，在野史里被鞭挞得淋漓尽致。清代，特别是晚清，已腐败得不可挽救，再歌功颂德显然不真实。这样一比较，就会让人感觉野史里有很多真实或者说是本来面目。满清的腐败，在野史中留下的史证极多，好多正史中的正人君子，到了野史中都显露了贪鄙的真面目。     

推进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治化

作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全面系统地规范了政务处分制度,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违法公职人员进行政务处分的主体、对象、程序、种类、适用规则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是对全面落实公权力监察全覆盖要求的具体化,是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的重要法律,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为推进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落实落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迟延问题的三种实体性规制模式——量刑补偿、职业惩戒与金钱支付

刑事诉讼实践中频发的迟延乱象，意味着时间使用的低效和诉讼成本的浪费。附随的懈怠、渎职、贪腐等质疑，还将瓦解刑事司法公信。借鉴域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实例和理论思考，规制迟延的实体法措施可被提炼为量刑补偿、职业惩戒、金钱支付等三种模式，其在设计原理、适用规律、功能侧重等方面各有特色。我国的三类措施虽有雏形但却效果羸弱，难以提升迟延者的时间滥用成本，亟需开展理论检讨和制度改良。首先，明确迟延作为启动规制措施的事由，夯实两者在制度上的因果关系。其次，废除刑期折抵制度，将被告人的程序痛苦及迟延情况，确立为量刑从轻情节。再者，改良迟延惩戒的权限和时机，有效强化拟追责主体的抗辩权。最后，废除“无罪赔偿”原则，逐步实现金钱支付标准的明确化和法定化。     

中国古代考官机制的嬗变及其当代价值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目前领导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环节。与此相同,官吏考核机制也是我国古代封建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改革家张居正说"国之安危,在于所任","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封建社会,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官僚机器空前发达起来。为了使其能够有效地运转,历代统治者都充分认识到考核官吏的重要性,认为治理好百姓首先要对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把考核作为识别和任用官吏、维系官僚队伍秩序、整顿吏治、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评价机制的演变,分析其特点并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从源头了解我国封建社会的职官制度,对于深化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提高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的反贪倡廉机制

科举制从唐代开始，选拔任用官吏一般以科举为主要方式，科举中有“孝悌廉让”、“清廉守节”的内容，科举考试也可以看做是对官员就任前的培训教育，以期达到正心、诚意、齐家、治国的要求。     

事业单位“双肩挑”人员惩戒规则设计——以高校为例

在国家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管理规范没有出台之前,双肩挑人员的纪律惩戒成为难点。双肩挑人员双岗之间的牵连关系和一元化人格决定了应该对其实施交叉惩戒,应该根据实际在对双肩挑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分岗位设定惩戒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交叉惩戒的规范。     

得民心何尝得天下

康熙年间，有一官吏名日陈鹏年，在衢州府西安初任县长时，赢得民心无数。单举一例：“民生女，半以陈名，或以湘名，以公湘潭人也。”即西安辖区的民众生女，有一半给闺女取名，换了爹姓，改为跟陈县长一个姓；没改姓的，也在名字中安一“湘”字。     

“国家亲权”法则的衍变及其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基石，“国家亲权”法则的出现、辗转及探索并非坦途，在理念及践行上都历经无数次的考验、甄别与演进。“国家亲权”法则为国家干预问题少年提供了理论基础：若父母无法控制并训诫后者，则国家有权取而代之，提供必要保护及监管。近年来，在新保守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夹击下，“国家亲权”法则与时俱进中有所松动，但仍不啻为少年司法最为重要的理论根基。     

法国酒驾惩戒法律推迟至2015年3月1日实施

法国内政部长瓦尔斯表示，如今只有两家公司所生产的酒精检测仪符合法国标准，其生产数量难以满足需求，“目前还缺少2100万个酒精检测仪，考虑到一些地区供货困难，我们不得不延期实施惩戒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