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之官治思想

宋明理学家重视官吏治理,认为国家之败在于冗官、邪风、官贪,而胥吏利用官员流动性不熟悉地方情形把持社会基层政治社会,造成地方政治的败坏。因而,官僚阶层对于国家的管理与控制,对于整个政权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宋明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理论依据,提出了官吏自律性修养实践与他律性的政治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官僚体制治理设想。     

有感于孙叔敖的为官三信条

《说苑·敬慎》中记载：孙叔敖担任楚国的宰相，全国的官吏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个老人，却穿着麻布制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最后来吊唁。孙叔敖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了他，对老人说：“楚王不知道我没有贤德，     

如何界定公务员纪律惩戒中的处分决定机关

《公务员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公务员违纪的，由处分决定机关对公务员的违纪情况进行调查；需给予处分的，由处分决定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但对处分决定机关如何理解和界定，确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析，以完善公务员纪律惩戒程序，做好相关工作。     

刘晏的官吏管理思想及启示

读过《三字经》的人都知道刘晏。“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做正字。”     

唯有贪官不能赦

古时,在大狱中苦苦煎熬的囚犯特别盼望皇帝家能发生什么特大喜事,比如老太后过60、70岁大寿,多年不育的皇后喜得皇子,等等。每逢此时,皇帝不免"龙颜大悦",便要"大赦天下",囚犯们就     

论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

为了防止官吏行政权力的滥用,在私权制度高度发达的宋代,法律对官吏的权利进行了系列限制,具体表现在购买权、贩鬻权、借贷权、婚娶权等私权的限制上。其私权的限制具有范围广泛性、职权相关性,违规处罚严重性等特征。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强化公权、保护国家利益,保障民众私权、缓和社会矛盾,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惩治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背景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既是主体框架改革举措的进一步落实,也是对主体框架改革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在司法体制主体改革阶段,确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基本框架,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惩戒工作。对此,各地方积极开展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不同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现阶段,通过对现有改革实践的分析与评价,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采用遴选委员会与惩戒委员会分立（职能分立）,检察官惩戒与法官惩戒合并（对象合并）的设立模式。     

《政务处分法》双轨惩戒体制下处分主体之间的关系定位

现行法律确立的"政务处分——行政惩戒"之双轨处分体制面临监察监督能力不足与行政惩戒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应以准确界定两种处分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向.政务处分和行政惩戒分别属于外部(异体)监督和内部(同体)监督,两种监督在功能上互不可替代,前者实质上是对后者的再监督.从微观层面看,监察机关与任免机关存在分工、配合...     

金融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研究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种核心机制,在金融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改变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合对失信行为人进行约束,其运行原理来自于预防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等。该制度的运作逻辑是“发起—响应—反馈”的联合治理,具备惩罚、教育和加强信息对称性的功能。金融领域已有较详细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但有关惩戒措施的属性和类型划分尚存争议。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合法性困境、泛道德化倾向、缺乏程序性规范等问题。对此,应当对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以合法性补强,细化相关法律规定、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定相分离,制定完备的程序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