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权与实体权利的合一与分流——从罗马法的Actio开始直至近代的路径追问

随着19世纪实体法、程序法正式分道扬镳,实体权利与诉权各自进入了大体独立的轨道。然而,在此之前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详细地展示其合、分进程的历史脉络,尝试描摹出此一基础课题的谱系,可以为学说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基础。     

直面司法疑难案件的双重历史面向

司法案件分为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一般案件就是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就能得出可接受性结论的案件，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一般案件，都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不会成为社会的焦点，不会聚光为舆论的中心。但是疑难案件不然，疑难案件超出了一般案件的职业性之外，它提出了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普适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一个法律专业性问题。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做到依法维权依法治会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工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依法治国实践中有所作为,切实做到依法维权、依法治会。一、领会精神,把握实质一是要以合法性思维促进依法办事。合法性思维是起点,我们认识问题、思考问题、作出决策时首先要考量其合法性问题,时时处处审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从而决定怎么办。二是以公平正义思维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思维作为法治思维的核心,既追求程序正义、形式正义、主     

持续推动江苏企业科创板上市

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党中央决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是经济大省也是科技大省,深入把握科创板政策机遇,持续推动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对于加快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梁东丽 芳华不老 初心不变

平凡亦伟大,芳华亦精彩。她,是坚毅亦柔情、平凡而伟岸的职业女性;她,是铁肩担正义、青春铸法魂的女法官;她,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梁东丽。自1992年进入容县法院工作以来,梁东丽一直坚守在基层,奉献在基层,始终恪守“以公心确保公平,用大义捍卫正义”的职业信念,秉承“干净做人、务实做事”的人生信条。     

马克思正义观的涵义发展路径及其当代性

分配正义问题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主要线索,但是马克思的批判又并非局限于分配正义。在其早期,马克思没有将批判的视野局限于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转向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入手去探索问题发生的历史轨迹。在其晚期,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局限性,今天我们需要理清马克思以正义问题为核心批判资本主义思路的发展。     

走出“剥削正义”的迷雾——基于“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若干思考

"塔克—伍德命题"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有理并且正义,极力塑造拒斥正义的马克思幻相,给人们留下了模棱两可的乱象和自相矛盾的错觉,使正义的马克思被遮蔽在赞成剥削正义的迷雾中,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经久不衰的正义争论。实际上,马克思以正义之剑剖开资本剥削隐藏的秘密,以革命的激情谴责和抗议资本主义并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正义王国,他既是正义的批判者,也是正义的建构者。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交易正义、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解剖和归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资产阶级的正义言说抛在历史的深渊予以掩埋,彰显了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事实批判和价值批判、整体解构与立体建构的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以批判的武器还原正义的原相,奠定正义的根基,以期通达正义的王国。     

道德失范与正义规范:美德的困境与正义的供给

从道德的本身属性出发,分析道德危机导致的原因并非美德本身,而是源于义与正义供应的缺乏.因此,道德危机的解决并非在于德性本身,而需要从公正与正义两个方面入手,重新构建现代社会,应对变动型社会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     

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判断标准的建构——兼谈起诉条件的“双重高阶化”

《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不仅将诉讼要件置于起诉条件之中,同时"直接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义务人=正当当事人"的公式抬高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进而导致了"双重高阶化"。之所以出现该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将正当当事人作为实体问题并与实体权利义务人"无缝连接"所致。通过对正当当事人理论的分析,正当当事人的性质并无"实体/程序"的界分,有此界分的是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其经历了从实体权利义务人至"法的利益"的变迁。若将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分离,进而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降低为"法的利益",则可在不改变《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同时,兼顾"案多人少"的司法现实,初步实现起诉条件的"低阶化"。